8月19日下午，以《青衣》、《玉米》、《平原》等作品在读者中享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毕飞宇来到上海图书馆，做了题为“平起平坐的傲慢——读《傲慢与偏见》”的演讲。毕飞宇由《傲慢与偏见》这部小说引发开去，谈到了他对小说艺术以及文学创作规律等问题的思考，精彩的演讲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现实主义到底是不是存在？”毕飞宇以这样一个设问展开话题。他举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谈到的木箱原理为例。“一个木箱放在客厅里，我们可以说它仅仅是一个木箱。但如果这个木箱放在阁楼上，把它的一半露在外面，人从底下走过，就会有一种恐惧心理，因为他怕木箱掉下来砸到自己头上。木箱还是原来那个木箱，仅仅因为放置方式的变动，给人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感觉。这里面到底哪个是现实呢？”
　　
　　毕飞宇表示，我们只要细加琢磨就会发现，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是不存在的，现实存在于重重的关系网中，而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就源于我们对世界做出的判断。生活中并不存在纯抽象意义上的，没有经过加工和描述的事物。“
　　
　　“法国作家罗伯·戈里耶试图找到一种纯客观的、本真的现实，并为此做了‘零度写作’的尝试，以期对世界做出真实的反映，从而把小说写作推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尝试在文学创作实践上有一定的意义，实际上它是徒劳的，步戈里耶的后尘，只会把小说带入一条死胡同。”
　　
　　“尽管我们可以不认可现实主义的存在，但作为文学史上的一种称谓，显然有它的价值。”毕飞宇说，《傲慢与偏见》开启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之后这种创作手法被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达到了一个令后世望尘莫及的高峰，不仅如此，它还有效回应了当时启蒙主义的思潮，正是从这部小说开始，人的理性在文学写作上被得到了肯定，人听从自己理性的决断，而不是由上帝代替我们对世界做出判断，这样的启蒙即使放到现在也没有过时，这是这部小说至今仍在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毕飞宇认为，《傲慢与偏见》固然开启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它另一方面的价值却很可能不在这点上，而在于它成了后世批评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经典范本。后起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尽管走上了不同的创作路数，却源于对现实主义一种反叛性的“继承”。毕飞宇表示，文学的发展就像一个摆钟，当种种五花八门的文学实验被推倒了一个极端，随之而来的就是向“传统”的回归，“仔细阅读近年来发表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现实主义的暗潮涌动，联系到当前中国文学创作的状况，当年的先锋作家们不约而同选择从极端的文学实验中撤离，而在各自作品中表现出对传统写作路数的敬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