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评论〉与晚清的中英文学交流》

　　
　　今天收到段怀清的《〈中国评论〉与晚清的中英文学交流》(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分外高兴。1993年，我被聘为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第二年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段怀清于1995年来复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我门下最早的几位学生之一。当时他是湖北大学的英语教师，却能写几首感情缠绵的旧体诗词。我是先读了他的旧体诗，才确认他能够承担本学科研究项目的能力。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哈佛大学著名人文学者白璧德的思想学说对中国学界的影响，由此又涉及《学衡》杂志及东南大学诸君子的文学活动。他外语掌握较好，对国学也有兴趣，读书相当广泛，兴趣也随之广泛。毕业以后，举家南移，久无音信。虽然沪杭两地并不遥远，我也经常去杭州讲学开会，但不知怎么回事，每回去总是不遇，他似乎经常在四处奔波，为学术也为生计。人世倥偬，阔契无常，相忘于江湖也是一种自在的人生态度。这样一瞬间竟有六七年过去。去年年底忽接他的来信，报告最近的学术状况，兴趣依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并计划有好几种著述要问世，其中有一本就是《〈中国评论〉与晚清的中英文学交流》。
　　
　　应该说，我看到怀清在完成博士学业后的几年时间里能有如此持续、系统、集中的研究成果，确实感到由衷的安慰:他并没有沾染时下学术研究中流行的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粗制滥造、阿世媚俗、故弄玄虚、虚张声势、哗众取宠等风气(这些风气越来越成为学术领域的隐患影响着一代学子的人格健康)。我亲眼看到许多有才华的学生拿到学位后，挡不住社会名利、金钱的诱惑，利用现代教育体制上的混乱无序和学术评估机制上的浮夸疏漏，忙于追逐名利而疏于踏实苦干，结果是会呼风唤雨者获得青睐；埋头治学者反而得不到鼓励。这种情况下，我宁可赞扬段怀清那样，在谋生以外，始终把学术当作一种精神的追求，而不是为了把它当作谋生手段而减低了学术的品格。
　　
　　我这么说，不是认为段怀清的著作已经达到了什么了不起的高度，但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是很认真地做着自己的一份努力和贡献。关于近代传教士文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一向是中外学者所关切的领域。比较文学和比较宗教的研究都有过不少的成果，但从具体的研究来说，中国的学界还是有许多空间可以发展。这首先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关于这一领域的资料极为丰富和有待开发，近二十年来这个领域跋涉者甚多，有不少专业性的书目和材料被整理出版，这对于学术研究是奠基性的贡献。但我也发现，在当前的学术趋向里，好大喜功，贪走捷径之风渐为主流，而资料整理工作却受到轻视。以申报各类项目为例，往往资料整理得不到支持，而一些动辄就是什么“史”什么“论”的空疏之作，却容易混蒙过关，名利双收。我读过一些关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论著，题目很大，理论却很空洞，通篇内容是综合了以前的有关材料论述，却没有自己的第一手材料发现，从学术积累而言只是在原地踏步，当然也不可能有理论上的重大推进。相比之下，段怀清这样的研究我是赞赏的。他虽然做得很“小”，仅仅是研究了一家刊物《中国评论》，但是他确确实实地一期一期阅读，做阅读笔记，整理目录，对其中的重要作者作品进行专门介绍等等。在这家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作者，都是一时之精英，有英国传教士，或者公务人员，通过他们发表的译作、介绍、演讲稿等文献，展示出中英文化交流的第一阶段的实质性的成果。可以说这也是一份资料性的成果，如果我们把中西文化研究看成是一座巍峨的大厦，那么，每一种资料性的成果都像一块砖石，垫入了这座大厦的基础，成为不可动摇的基石。
　　
　　关于来华的传教士活动的研究成果，在西方学界是很丰富的，大量的学术成果可以供我们去借鉴。段怀清对《中国评论》的研究不局限在同一份刊物上，相反，他的研究是有自己的理论设定。他把这中西文化交流分成若干阶段，把西方汉学传统也分成若干分支。如传教士的汉学传统，外交官的汉学传统，西方思想家的汉学传统和西方作家的汉学传统。而他关于《中国评论》的研究正是前两个汉学传统的集中表现(关于后两种传统他在另一部关于白璧德的著作里给以阐述)，所以他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评论》上，是要通过这份刊物的资料梳理，再现中英文化交流之初的传教士汉学传统和外交官汉学传统的状况，当然，在这个新的认识视角上如何进一步去探讨不同的汉学传统的历史演变，如何进一步区别和厘定这不同的汉学传统的特点，本书还只是做了初步的研究，但对以后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中国评论》是一家历史悠久、精英荟萃的汉学刊物，从1872年7月创刊至1901年6月停刊，前后一共29年；作者队伍基本集中了当时在华英国传教士或者在华领事外交人员。我曾翻阅葛桂录的《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从1872年起，先后介绍了《中国评论》上刊载的有关《水浒》故事、《三国演义》故事和《醉翁亭记》、《离骚》以及中国戏曲的翻译，虽然在整个中英文学翻译书目里不算重镇，但仍然是有相当的重要影响。段怀清通过对这样一份刊物的研究梳理，感到一种疑惑，他说:“当我们对维多利亚时代或者晚清中英文学文化交流背景状况有了一个基本认识之后，我们会对自马礼逊开始，直至19世纪末期——以理雅各1897年的去世为标志，中英之间的文学贸易有一个更清晰的把握。总体而言这是一种中方处于出超地位的贸易关系——汉学家们从中国翻译的、购买的、携带的以及诠释的、研究的中国的一切，要远远早于、多于中国专务西学的有识之士从英国所进口的一切。”我想这是他写这本书的出发点，这样一种从具体研究阅读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并试图进行解答的治学态度，而不是先从国外学术界或者流行话语里寻找一个时髦理论，然后来拼贴材料，郢书燕说(后一种风气现在学界极为盛行)，是值得提倡的。尽管作者在具体个案分析后，仍然把这种结果归结为士大夫的政治功利性和现实需要，我觉得稍显简单了一些。
　　
　　从治学态度而言，作者也是诚恳的。我们从书中借用和引入的材料中也能窥见，关于传教士的研究在西方是相当深入、全面的，作者也确实是掌握了大量的相关成果。段怀清的英语底子好，给他的研究带来了方便。他的态度是，先是老老实实地研读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然后挑选重要的材料进行翻译，介绍、出版；然后在这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学术思路和学术研究的方向。他这么做，杜绝了两种当前也是很严重的不良学风，一种是借助一点来自西方的新鲜材料，当作自己的原创来炫耀欺世；另一种是根本不知道世界学术的动向和成果，把自己的一点点体会夸大成独一无二的原创。这两种态度都很可笑。我在不久前曾读过一部书稿，研究的是“东西方文学”，从古希腊到现代主义，从古印度到日本，但所用的材料，通篇都是借助中译的二手材料，处处是断章取义的转引和摘引，没有一条是直接引自西方著作的原文。我觉得非常奇怪，这样一种借助的全是二手货，怎么可能提出真正具有原创价值的学术判断？所以，我很赞成怀清这样的治学态度，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很难完全离开对西方的借鉴，但如何来实事求是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又实事求是地推动学术进步，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是值得注意的。且不提原创两个字，先把自己的学术思路和材料来源梳理清楚交代清楚，我以为这就是诚实的治学了。
　　
　　读完这部书稿，真让我想了很多很多，也许是看到多年不见的学生如今成长进步感到高兴，也许是有感于当前日甚一日的不良学风盛行其道，正在深刻影响一批本来可以利用教育资源做出更大成就的青年学人，才借题发挥说了一些冒犯的话。当然，这部书稿的不足也是存在的，我不一一指出了，唯想告诉作者的是，他的学术研究计划里有很丰富的内涵也有很艰巨的要求，决不是目前计划中的两三种书所能够穷尽，而是需要将来花大力气才能有所成就的。这是我们都需要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