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世清先生及《石涛诗录》
　　

　　读书做学问，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劳作，并不容易；要下苦功，坚持不舍，摒除一切纷思杂念，一点一滴地、穷搜苦索地积累资料，研究分析资料；然后做出初步的结论。读书越多，积累越深厚，见解精确独到，才能有成就、有真实的贡献，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治学原则。有“京城第一读书人”之称的汪世清先生，在我所认知的师友中，就是这一类典范的学者。
　　
　　汪先生早年就读北师大物理系，一辈子从事物理学的研究与教学。明清美术史的研究，只是他另一方面的成就，是在青年时代，受到他的同乡老师——著名画家汪采白先生的赏识培育，以及其后以采白先生之介，又与同乡前辈黄宾虹先生过从，受到熏陶的。汪先生在这两类“风马牛不相及”的学术部门(物理学与美术史)中，各有其非凡的成就。朋友们都知道他是一位渊博的学人，但很难估量他毕生所费的精力。只知道汪先生数十年习以为常的生活是:每天清晨便乘公共汽车上图书馆，傍晚闭馆才回家的。汪先生勤奋，只这一件事，就使得区区我望尘莫及。
　　
　　汪先生曾谈到，老一辈的学者，治学方法十分认真，严守科学原则，传承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原则，乾嘉以来的朴学统绪，以及五四时期西方传入的治学精神。汪先生毕生从事美术史的研究，也就是本着这些信条，来孜孜求索的，而这也正是黄宾虹先生传给汪先生的治学方法。汪老的一生，被公认是一位真正的学问家，就是来自这一活水源头。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京城第一读书人”
　　
　　我认识汪先生，记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启功先生家中。八十年代初，美国耶鲁大学、东西大学的王方宇教授回京，邀请了启功、王世襄、徐邦达先生和我等一起餐叙，座中就有汪世清先生，当时方宇先生对八大山人的作品收藏和研究致力极勤，1984年，他在台湾出版的《八大山人论集》(上下两册)收入了我于1978年在香港发表过的《八大山人传》初稿，并有褒有贬地指出《传》中“八大曾是青云谱主持”等错误。这次初见，又遇到了久别的汪先生，平生乐事，印象弥深。
　　
　　其后大约与汪先生晤面不多，是因为当时知识界有自律的风习，也由于汪先生平日木讷寡言，甚少交游的性格，只是有事则邮简电话通问。记得曾为了给宾虹先生和汪采白先生在家乡(他们三位都是今安徽黄山市歙县人)建筑纪念亭的事，汪先生曾先后来过舍下几次。其后，1984年江西南昌邀开八大山人纪念会，又和汪先生及方宇先生等相聚一堂。那次汪先生提出充分的证据改正有关八大与另一位主持道院的朱明宗室之间的历史误导，还八大生平的真实事迹，与会者多极表赞同，我当时的感觉是，这说明汪先生苦行僧那样勤奋治学，对我国文化贡献之重要。“考核之功之有裨学术而终为不可废有如此”(钱穆:《方密之晚节考序》)。
　　
　　1991年，我承耶鲁大学之邀，从澳大利亚赴美参加八大山人的研讨会，并与汪先生、方宇先生等相见，那次王已千先生约我们去观赏他的书画珍藏，品评宋元剧迹，尤为生平快事。
　　
　　在方宇的鼓励下，我决定回澳洲后便开始重写《八大山人年表》，苦于远托异国，手头资料不多，方宇先生就慷慨地把他搜集来的一大批有关资料复印相赠；我在澳洲又给北京汪先生去信，不久，就收到汪先生寄来的、书写工整的楷书复印资料多帙，其中包括八大先代的世系和家学，裘琏、胡亦堂翁婿与八大的关系，石涛、方鹿村、程京萼、李、梁份、朱观、朱堪注、喻成龙等遗民、官吏、亲友辈与八大山来往的事迹等等，其中还有未经发表的。这些珍贵资料，都是汪先生数十年来像蜜蜂一样辛苦酿出的芳蜜。朋友间这种无私相助，不能不使我奋激感动！在这些深厚情谊的笃勉下，我终于把十余万字的《八大山人年表》写出，并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逐期发表。
　　
　　我于1999年回北京定居，那时我很想就近把我数年前写的这篇旧稿求汪先生审阅，又怕干忧他老人家的日常工作秩序，于心不安(那时还不知道他有恙在身)，大约在2002年冬，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他提出请求，想不到汪先生一口答应，而且不到两三星期，一帙40多页、130多条抄写工整的意见，就托人送回来！
　　
　　为了感谢汪先生，愚夫妇在2003年春节后的一个下午，专门前往汪家去拜访，承汪先生及夫人沈家英教授殷勤接待。那天的印象，汪先生依然是丰神秀朗，一如平日宁静热诚，记得他带我到他的书房，打开那陈列整齐的手稿橱，指着一本稿本说这是最近完稿的《石涛诗录》。我当时只对汪先生伸伸舌头，表示以汪先生的治学精神，完成这样一本著作，肯定费不少心血的惊佩。后来我才知道，汪先生经营已久的这本著作，从未向人说起，我还是他第一个被告知的人。
　　
　　人生离合之奇，若有天定；万想不到和汪先生这一次见面，竟成永别！
　　
　　我一向认为汪先生平日生活安宁，从未注意到他的健康状况，可不到三个月——这一年的5月14日清晨，我忽然接到汪夫人的电话，惊悉汪先生遽于13日晚与世长辞，这一突如其来的噩耗，如晴天霹雳，使我感到震惊，哀伤中竟无话向汪夫人致唁！
　　
　　汪先生对人的无私热情，不只我一个人感受到，所有接近过汪先生的亲友、同事、同乡、学者、学术界青年，只要在学问上向汪先生请教的，他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王方宇先生生前曾告诉我不少他热心助人的往事；方宇于1997年逝世，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接受王先生捐赠他生平珍藏的八大山人绘画精品，并收购了他的八大书法珍藏，汪世清先生为此应弗利尔博物馆之邀，以八十余高龄，于1999年远道赴美，专程给这些珍贵文物资料，逐一细心整理，弗利尔博物馆的八大山人珍品，成为举世爱好和研究八大山人生平和艺术的中心之一；这不但表达了汪先生对方宇先生的挚诚友谊，更是汪先生对保护发扬祖国文化遗产的挚诚贡献。
　　
　　汪先生与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素昧生平，余先生著《方以智晚节考》，初版刊于1972年，十多年后，他得到汪世清先生托人转来方中通(方以智之子)的《陪诗》，从中选出的65首诗，“多附有自注，皆有关密之(方以智)晚节之第一手资料，最为可贵。此一部分材料乃汪世清先生由孤本中恭楷录出。”其后汪先生到美国，又“承以影印本32页相赠”(均见《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汪先生此类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的贡献，是无法以价值估量的。
　　
　　汪世清先生一生澹泊，只有一心扑在学术方面的辛勤探索，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冠盖满京华”，真伪学者沸沸扬扬于传媒炒作的热闹场头，他却沉默寡言地沉潜于无涯学海中，似乎与尘世无涉。古人有“大隐于市”的说法，又有人开玩笑地说:徽州人吃苦耐劳沉默寡言就像骆驼，故有“徽骆驼”的雅号，两者要举个例证，汪先生应是冠盖京华的“大隐”，又是默默长征的“骆驼”。
　　
　　汪先生待人接物冲和平易，从不疾言厉色，任何人向他求教，总是“谆谆然善诱人”。生活方面他自奉甚俭，在美国的白谦慎教授曾记汪先生在北京图书馆阅书，午餐就在附近快餐店，“一般是喝粥吃饼，每份十元”就餐后又回到馆里继续工作。汪先生的生活，也可从我见到汪府上质朴的起居陈设中看得出来，想到鲁迅说的“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这句话，我心里就感到不是滋味。所幸的是，在国内外(美国、瑞典、日本等，也常应邀赴香港、台湾等地讲学)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专家学者，从汪先生的著作言论中，认知和景仰汪先生的，不乏其人。(在国内，薛永年先生就写过一篇《汪世清画史研究与文献学》，见《中国书画》2004年4月号。)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美德，也是华夏文明的人格标准。现代学者认为，越是在科技飞跃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越是急需提倡东方传统的人文观与世界观，以协调单纯追求物质的忧危现象。汪先生的行谊，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汪先生当之无愧！
　　
　　汪先生是安徽人，安徽从明清到现代，学风鼎盛、人材辈出。宋代新安的程(颐、灏)朱(熹)以来，理学与反理学的争鸣源远流长。思想家由清初的戴震、方以智到现代的陈独秀、胡适；文学家如方包、姚鼐到胡适、朱光潜等；美术方面，从清初的渐江、程邃、龚贤(以及久客安徽，为黄山画派巨擘的石涛)，到现代的黄宾虹……，这些都是华夏文化史中卓有贡献的宗匠。汪先生对乡邦文化感受至深，乾、嘉时代，徽州朴学派(戴震、程瑶田等)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经解由文字入手”，一时成为乾嘉学术的新风气。朴学(或汉学、考据学)反对夸夸其谈的空洞理论，治学注重史料，根据实论立言，原是针对当时风靡一时的理学派“替圣人立言”的空疏理论的反思。五四时代，胡适之主张“小心求证”，也是这个传统的发展。黄宾虹先生治画史，也是朴学派传统的滥觞，汪先生自然受到“徽学”的影响，并且对徽州文献的关心、搜罗、传播不遗余力。在画史方面，他着重于新安画派，和对石涛、八大山人等的研究。他较早的《渐江资料集》(与汪聪合编，1964年)直至晚年的《艺苑疑年丛谈》(2002年6月)等著作，都是根据深厚的、点滴积累的文献基础完成的。
　　
　　汪先生受到“徽学”土壤的培植，又回馈于徽州乡土；安徽出版的《黄宾虹文集》，他提供了资料和意见；记得他还出版过《汪采白年谱》。安徽省《徽州文化丛书》汪先生被聘为顾问，他不遗余力地对《丛书》提供各种赞助和指导。最后，汪夫人完成汪先生的遗愿，把汪先生生平搜集的古今书籍、徽州文化资料、著作论文手稿、信札等，尤为重要的是汪先生数十年来亲手抄集的董其昌、渐江、八大、石涛、石溪、程邃、龚贤、黄宾虹等美术文献资料的手写本(共130余册！)全部捐献给家乡；黄山学院徽州文化中心，为此专设“汪世清先生捐赠特藏”书室，隆重保存。
　　
　　汪先生生于1916年，是歙县潜口孤贫出身的孩子，幸得名师培育，尤其是自己毕生的努力，在学术界成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事迹是令人景仰的。然而上文涉及的，仅仅是汪先生在美术史学方面的成就。在物理学和物理教育方面，我深愧所知极少，只知道他发表过不少有关物理学方面的文章；当年周培源、钱三强先生领导下的中国物理学会，汪先生曾是常务理事兼物理教学委员会副主任。
　　
　　因为接触不多，加以年老善忘，汪世清先生的生平行事，我所知道的只是以上的一些鳞爪。作为一个文史工作者，区区我正如前人所云:“高山景行，私所仰慕”！
　　
　　《石涛诗录》是至今辑录最全、考订最勤、用功最深的一本好书
　　
　　清末民初，清初画家石涛和八大山人，一时声誉鹊起，风气所趋，士夫竞谈“石、八”。这缘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艺术风尚；其后，由于石涛、八大的风格清新浑朴，与现代艺术倾向接近，于是这两位时代相同(约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身世接近(同是亡明的王孙)的天才巨匠，至今一直受到世人属目。上世纪初，画史家研究石、八的人渐多，单就石涛方面:黄宾虹、邓实编纂的《美术丛书》(民初上海神州国光社版)，就收入汪绎辰《大涤子题画诗跋》、汪鋆《清湘老人题记》、程霖生《石涛题画录》等有关资料；其后，傅抱石的《石涛上人年谱》，郑拙庐《石涛研究》，李叶霜《石涛的世界》……等相继问世，日本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有桥本关雪撰写的《石涛》等著作。五十年代末，石涛手写旧刻本《画谱》(旧称《画语录》)面世，研究石涛的论文更多；直到最近，中外有关石涛的著作，还是不少。石涛研究成为“显学”。
　　
　　汪世清先生的这本《石涛诗录》，应是他长期搜集石涛诗作文献的结集，也是历来各家辑录石诗的最多、最完善的一本。《录》中卷一为古体诗，卷二为五、七言律诗，卷三为五、七言绝句，系从中外公私收藏的石涛画幅中的亲题诗跋、清初以来书画典籍、清人诗集、别集、笔记、地方志等资料文献中录得。
　　
　　本书最难能之处，还在于每一首诗均由汪先生亲自把诗的出处、写作年月，以及尽可能把涉及的时间、地点以及诗中有关人物与石涛的关系等逐一考订出来。《石涛诗录》的后半部，是《石涛东下后的艺术活动年表》；这是有关石涛艺术生平的编年叙述，大部分是根据《诗录》按年份整理出来。在记述每年事略之后，逐段都加以有关内容的注疏，《年表》末段，还附265条注释，抽丝剥茧，层次分明，便于检读。
　　
　　《年表》之后是《附录》；内容分:一是《传、序、跋》，把石涛同时代至民国时代有关石涛的传记、序文，及当时或后人在石涛画幅中的题跋，尽量收入《录》中，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二是《题赠》，石涛一生交游甚广，当代名流学者遗民(包括施闰章、屈大均、姜实节等)、高僧(旅庵本月等)、知友(梅清、李、八大山人)、官吏(博尔都、张见阳、曹寅等)与石涛诗文来往或为石涛题画之作，都一一收入篇中。
　　
　　汪先生这本煞费苦心的著作，是以《石涛诗录》为纲，《年表》及《附录》为目，综合起来，就把石涛一生的经历、艺术创作过程、社会背景、思想生活的变化以至石涛的心境，都可从中逐一显现，近代学者提出“以诗证史”，汪先生的《石涛诗录》，可说是更进一步，作“诗史互证”的尝试，这不仅仅是提供较完全的石涛诗篇，以供读者单纯欣赏的一本著作，更是一本丰富精确的石涛史料，也是考据科学的新发展。我们可以想像，汪先生曾看过多少石涛书画，翻阅过多少清人著述，花费过多少抄录整理时间，才能完成这本学术性专著(我相信这至少要花十多二十年的心力)。这种认真细致的考据钩稽工作，不是急于求成的学人能以想像到的。本文开头提到读书做学问，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劳作，现在，从汪先生的治学工夫看来，确实比“杀猪”难得多！
　　
　　五柳先生陶渊明曾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不求“甚解”，却追求“会意”的读书方法，应是读书有得的高招。当代诗人聂绀弩有句名言:“诗是不可解释和不求解释的”，我觉得陶、聂二公，千载会心，正在于此。“诗家尽爱西昆好，只惜无人作郑笺”，这话不完全合理，诗是经过诗人艺术处理的内心语言，别人的解释，等于猜哑谜，不一定就是诗人的本意。汪先生十分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书名《诗录》而不曰《诗解》。但诗可以“领会”(会意)，而且必须能领会；领会越深入，对诗的理解与兴趣越浓厚。本书之作，正是为了加深读者对石涛其人其诗的领会，尽可能提供充分材料，让读者更加了解石涛这个人及其写这首诗的时代、社会和个人背景，从而得出自己对石涛其人、其画、其诗的结论，而不是本书作者凭判断臆测“强加于人”的“石涛总结”。
　　
　　遗民诗一般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用语晦涩，含糊吊诡；二是亡国之音，哀恻愁恨。姜实节、李、闫若蘧、八大山人的作品大都类此。石涛虽是饱经世变的亡国王孙，他的诗，有感怀身世的一面，但一般多是写景抒情、友朋唱和之作，涉及家国流离之感的，也写得轻淡委婉；(据汪先生考订:"零碎山河颠倒树，不成图画最伤心"；"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那两首沉痛的七绝，还是朋友送他的题画诗。)李说:"其诗奇峭惊人，有不可一世之概"(《虬峰文集·大涤子传》)，这应是指石涛诗的风格而言，石涛与八大山人的诗风迥然不同。八大诗晦涩沉郁、用典诡谲，讽时涉事，故意叫人不懂。石涛诗少用典故，但清新隽永，奇峭惊人。例如他的
　　
　　漫将一砚梨花雨，泼湿黄山几段云。
　　
　　写春日在黄山作画的情景，使读者感染到画家当时得意挥毫的心态。
　　
　　百八巢湖百八愁，游人至此不轻游；无边山色排青影，一派涛声卷白头……。(《中阁庙阻风登阁二首》第一首的开头四句)
　　
　　确是奇峭惊人，诗思飘逸，情景交溶的好句。他如:
　　
　　忆昔相逢在黄檗，座中有尔谈天舌，即今头白两成翁，四顾无人心似铁。……(《与友人夜饮》七古首四句)
　　
　　公皆与我同日病，方出世时天地震，八大无家还是家，清湘四海空霜鬓。(摘自《题八大山人大涤草堂图》七古)
　　
　　这些都是发自肺腑、感慨遥深的佳句，确"有不可一世之概"。
　　
　　但石涛诗中，也有一些应酬敷衍的题画、和人之作(八大此类诗较少)，读者自可从书中寻味。总之，石涛是一位天分和功力都极高的画家、书家和诗人，三者都有其睥睨一切的自家面目，无愧一代宗师。石涛画册，海内外博物馆、鉴藏家及出版机构已纷纷刊行。而《石涛诗录》，是至今辑录最全、考订最勤、用功最深的一本好书。老朽有幸先睹一遍，已深感汪世清先生这本著作，不但发前贤之幽光，抑且对后学治史提供了良好的示范。遗憾的是，耄耋之年，困于精神学力，迁延时日，不曾深入地钻研探索本书的精义。草草属文，只是粗枝大叶的浅见，深感愧对世清先生，也无裨于广大读者。
　　
　　2006年3月九三老人苗子于北京之安晚寄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