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一个德莱塞，他可以用《欲望三部曲》来写美国人和美国梦，那么中国呢？中国是否出现了那种能理解这个时代中国人的梦想，愿意用真诚的谦虚的眼睛观察一下这个世界，真诚地去反映一下这个世界的作家呢？我找来找去，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余华是一位不错的作家，但是，他对当下的生活显然是隔膜、漠视的，《兄弟》（下）中，他用“欲望时代”、“荒诞时代”一言以蔽之地对待这个时代，把这个时代妖魔化，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至少也是不认真和不严肃的，他对这个时代的团体，新白领阶层完全不了解，也没有去了解的意愿。他只想简单地武断地否定那些渴望富有、渴望成功的人，嘲笑他们，在道德上践踏他们，对他们做歪曲的描绘。事实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当代文学史上，还没有真正地出现一个正面的“财道”英雄形象——然而我要说的是，在他们的主导下，我们这个国家在过去１０年所创造的财富是过去５０年的总和。

　　我的小说《财道》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苏州一位上市公司老总主动要求参加并提供赞助，他后来在发言中说，“《财道》在《姑苏晚报》连载一个月来，我们公司许多员工都是这一小说的热心读者。作为企业经理人，经常在所谓的‘财道’摸爬滚打，有过成功经验，也有过深刻教训的人，我本人对这本小说也非常钟爱，在崔钧毅这个人物身上，在范建华、武琼斯等人物身上，我常常能看到我自己或者我身边的朋友们的影子。崔钧毅的财道观念可以让我们引以为借鉴，范建华的财道作为则可以作为我们的人生目标，而武琼斯的财道理念则可以让我们引以为戒。而更多的公司员工则把这本小说当作励志书来读，有一个员工对我说，他看了这本书，非常激动，觉得小人物也应该有理想，有意志，也能获得成功，崔钧毅贫贱中崛起的历程对他是鼓舞，他甚至能背诵小说中崔钧毅的话，比如：‘贫穷的男人，意志是它惟一的财产’，等等……这部小说秉持的财富观念与人生态度非常符合我们小羚羊有限公司一直以来遵循的创业理念。”这位总裁最后说他要感谢我，说我写出了他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也非常感激他，我觉得他读懂了我的小说。我的确认为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是他们，他们创造了时代，而我们只是在享受时代，他们的梦想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梦想，而我们只是被动地裹挟进了这个梦想，他们是造梦人，而我们只是入梦人。

　　什么是当代中国梦呢？我认为这个梦有两个关键词，而这两个关键词又是联系在一起的：“都市”／“财富”！

　　然而，我们是怎么对待都市的呢？福楼拜说：“巴黎，没有它，法兰西就没有中心，……也不会有思想！”法国人把巴黎当作骄傲，现实中和文学表述中都是如此。拥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呢？没有它也许就没有上个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实验，没有它也许就没有中国的都市文化。但是，这个文化却常常遭到误解，甚至这种误解一直延续至今——可是也正是它，代表着一个实际的中国梦，可以说，它就是太阳下的中国梦。不过，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一个世纪以来，文学中的上海镜像吧。从上世纪初，徐枕亚等鸳鸯蝴蝶派作家把上海描写成穿着旗袍的哀情女性并受到京派指责开始，到刘呐鸥等新感觉派作家把上海称作“造在地狱上的天堂”，再到茅盾，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带着他的阶级视野和革命激情把上海的重商主义、资本精神作为毁灭和死亡的象征加以描述，文学上海就一直处于自我描述的困境之中，上海如何在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的大背景中寻求对自我的正面指认？这是大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半个世纪敌视财富、拒斥资本文明和都市文化的历史，上海也因此处于自我拒绝和沉默之中。我希望我的笔能描写这个上海。就像当初茅盾所做的那样，就像当初鲁迅所做的那样，但是，她在我的笔下是温情的、和蔼的，她有妖娆的财富魅力，同时更有深沉的现代意义的、国际主义的热情。

　　我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的都市叙事是不成功的。其原因，根底是在我们的文化视野。我们不能观察到都市生活的丰富性，而将都市单向度化了：１、都市书写的色情化，部分新生代作家的都市写作主要走的是这个路子，城市在他们笔下成了欲望的象征；２、都市书写的另类化，都市中的文化边缘人被当成了都市主角，王朔笔下的都市玩主、早期新生代作家笔下的都市余零人描写等，走的都是这个路子；３、都市书写的妖魔化，都市被妖魔化为名利场、角斗场，尤凤伟《泥鳅》等，都市变成了使农民工沉沦甚至死亡的酱缸；４、都市书写的幼稚化、伪浪漫化，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青春小说中，７０后、８０后作家身上，他们把都市奇幻化、动漫化，都市变成了青春炫情的浪漫舞台，他们笔下的都市是只有情感世界而没有社会生活的。都市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命运？长期以来农耕文化形成了一整套表述都市的话语模式、结构，这里充斥着各种假定、幻象，充斥着对都市文化的拒斥性指认。都市文化对于农耕文化来说是一种异文化，来自农耕文化的都市书写，与其说是实际情况的再现，不如说是农耕文化针对都市文化的拒斥性指认的产物，是一种想像地理学，它把都市看作是异文化，构造、生产了一整套说明都市的形象、观念、风俗话语，这些话语都是修辞性的，具有农耕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在这种话语中，都市被描述为轻义重利、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无意义的、缺乏意志和精神的漂移之地，就不是什么不可想像的事情了。都市如何摆脱作为农耕文化的异文化表述领域，改变自己作为文化他者的地位？我们的作家，作为个体叙述者，应该有话语自觉，自觉地意识到农耕文化统照之下，都市话语的上述属性，自觉地对农耕文化以及农耕文化针对都市文化而发明的一整套修辞策略、话语结构、历史等作出反思，要追问自己的话语方式、社会角色、立场，是自觉的文化反思者，还是不自觉的合谋者，要在个人的都市经验和来自传统文本、文献的群体积淀性经验之间作出区分，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农耕文化和都市文化之间的跨文化、跨语境写作性质，只有这样才能脱离传统都市书写的窠臼，对传统都市书写的合法性、真理性、客观性、科学性作出质疑，创生新的都市话语。我们的写作者要对都市作价值发现和价值承认，不是我们生活在都市就能认可都市的精神和价值的，有的时候恰恰相反，生活在都市的写作者常常正是把都市他者化的始作俑者，都市一方面以差异、反修辞、局部、细节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另一方面，它又是农耕文化的假想敌，农耕文化主导下都市话语不会自觉地产生出对都市的价值认同，这一点需要我们的写作者和自己的文化传统作真正的斗争，以便让都市写作从传统窠臼中解脱出来。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上海以其天堂边上优渥的地理位置而为无数人实现个人梦想（包括财富梦想）提供了舞台，但是，这并不天然地就会带来我们对上海的正面认识，上海也并不天然地就能得到正面表述和评价，误解也不会自然而然地消除。财富是一把双刃剑，它让上海这做城市披上绚烂的现代性外衣，世界上最高最多的摩天大楼在上海，世界上最快的建设和发展速度在上海，但是，同时，它也让上海带上了现代性异化的叹息。然而，我始终认为，上海这个都市的美，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妖娆，尽管这种美已经和田园牧歌大相径庭，尽管这个美因为市场经济和资本意志而失去了北方文化那种传统的曼妙和谐，但是它的神奇依然让人感到震颤和陶醉，它完全可以给当代文学以无限的创作灵感。

　　当下中国梦的第二个方面是：财富。

　　其实，富贵一直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梦想，个人财富也一直是人类享有尊严和自由的基础。但是，我们要知道，正如，上海不是上海人的上海，而是中国人的上海一样，财富不是富人的梦想，它恰恰是大众的梦想——我也可以说，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梦，出身低贱的人可以因财富而跻身高贵者的行列，困窘的人可以因此而活得尊严，病困者可以因此而得到生命，这一切可能最终都要归结到财富上去。

　　可是，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学是怯懦的，它战战兢兢，不堪重用，它几乎没有正面描述财富的力量，倒是敌视和诋毁的描述经验非常丰富。

　　我要塑造一个正面的财道英雄：《财道》主人公崔钧毅代表了这种中国梦。《财道》原标题是《富人向天堂》，但是，很多人反对我的小说标题，《财道》先后在３０余家报纸连载，但是，他们大多对《富人向天堂》这个名字表示反对，直到后来，《财道》影视剧版权售出后，拍摄方也坚持不能用《富人向天堂》这样的名字，小说单行本还没有出版的时候，有一个报纸的连载编辑甚至说，如果不改掉《富人向天堂》的名字，她们的报纸就不能连载了，因为她觉得这个名字价值观有问题，但是，我要坚持，事关我的价值判断，我不能让步。为什么我坚持“富人向天堂”这个标题？在我看来，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人来说，此岸的天堂就是“自由”，而什么是自由的保证呢？财富！不是政治、不是美学，而是财富。财富是通向自由王国的惟一桥梁。崔钧毅在北方生活，他的绝望在哪里？他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为什么要带上命运的诅咒？不是贫穷，而是贫穷的孪生兄弟：禁锢。对于崔钧毅来说，贫穷不仅仅是经济枷锁，同时也是人格枷锁、社会枷锁。但是，他并没有被人生的绝望吓倒，相反，正是绝望让崔钧毅踏上了寻求“富贵”之路。我希望我的小说赞美了这种时代新人。但是，我也知道，崔钧毅还没有成功的条件，他的命数不够，这个时代给他的命数和他的个人天才、血汗意志是不相称的，个人天才和意志力，要放到社会中去试炼，它可以用来评判我们的社会，这样我们的视野就开阔了。小说里的奇女子邢小丽道行很深，在财道上颇有斩获，她好强、泼辣、工于心计，孤身一人闯荡上海多年。她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各种男人之间，用威胁手段从一个外省官僚手里获得大量青春损失费，又通过结识金融大亨周重天获得了房产和金钱。正是这个女人，后来成就了崔钧毅的辉煌。武琼斯，更不是等闲之辈，他是老山前线跟越南鬼子玩过命的战斗英雄，既有军人的冷毅，又有商人的狡诈、自私与残酷。武琼斯不喜欢过于聪明的人，他出了一道“三盏灯、三个开关”的谜让崔钧毅去破解，然后拒绝了他。这些人都很了不起，他们都有英雄的质素，但是，他们都只能演绎悲剧，他们抗拒不了时代分配给他们的命运。

　　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不是他们不对，而是时代不对。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把财富和善完全统一起来的财道英雄（像巴菲特、像比尔·盖茨那样的人）的条件。注定了崔等人的身上，要带着斑斑血迹。当然，我也试图给他们找一点出路，我试图用中国智慧来解决一些问题，给小说中的人物找一点出路，但是，某种意义上，这是逃避，我知道写这样的人物，赞美道家哲学对我来说，是一种妥协。但是，我不能不写这样的人物，否则，小说就太黯淡了，简直没有希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更欣赏崔钧毅和邢小丽，他们都是宽容的信徒，身上有大的悲悯，邢小丽在财道上搏杀，伤痕累累，甚至忍屈含辱，但是，她不怨恨，对伤害她至深的人，她也是如此，她的身心永远对着爱开放，她还认养了很多孤儿，这种东西，是我非常欣赏的，这种人格和信念是我的某种理想之一。当然，《财道》遇到了质疑，《财道》的编者李丹梦就说：“总的说来，我们这个时代也是需要理想人物的，《财道》与其说是关于一个小人物奋斗挣扎的命运史，不如说成是你给我们时代设置的一个神话。在一个越来越稳定的社会，社会开始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分层，不同层次之间的人物交往和交流越来越少。一个小人物如何才能到达社会的最高层？现实中如何才能寻找到通天的道路？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英雄的存在是一个时代独特的景观，它既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又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还寄托着一代人的梦想，从六十年代的雷锋，到八十年代的崔健，到九十年代的痞子英雄，而如今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英雄消失，世界将会变成怎样？我们需要不需要英雄，谁是我们时代的英雄？崔钧毅、邢小丽、武琼斯、范建华这些人，可能正是这样的英雄抑或是枭雄吧。”她也许是对的（笔者在这里反复提拙作《财道》完全没有自我标榜的意思，我只是想把它的观念独立出来，作为文本可以解剖的例证）。

　　我想说的是，我们对财富的仇恨和蔑视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传统，而尊重财富、保护财富的传统几乎已经丧失殆尽，“五四”以前，我们是知道的，勤劳和智慧带来财富，财富和勤劳、智慧等美德相联系，“五四”之后，在我们的观念里，财富总是和剥削、和为富不仁、和道德沦丧联系起来。但是，真正的自由的社会一定和每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平等的追求财富并因此而享受尊严的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要作财富崇拜、富人崇拜。问题的关键不在财富本身，而在获得财富的途径是否公平，这个社会是否对财富进行了公正的调节。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正是我们对财富的不尊重，导致了我们追求财富的制度不公开、不公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仇富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一定的制度原因，但是，它的第一个原因恰恰来自我们本身，来自我们对财富的错误理解和不尊重。

　　回到文章标题所匡定的话题上来：我们的文学有没有力量，正视这个时代里生活着的人们，他们内心最普遍的愿望？我们的文学有没有力量，不是用嘲笑、蔑视、诅咒的态度对待他们和他们的愿望，而是用同情、理解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的愿望？我们已经过多地嘲笑了他们拥有都市生活的渴望，拥有财富的梦想，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学拥有无与伦比的能力和经验，但是，要是反过来呢？深入到“大家”的心里，去挖掘一点可以称作“总体意愿”的东西，去正面写写“财富”、“都市”这样的母题——我们的文学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