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正越来越为人认识。一般说来，日记的价值因作者所处的历史地位而决定。但也有一些日记，作者本人可能并不是特别知名，他们本人的历史地位也不是很高。但因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与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相关，同样可以使他们的日记获得很高的文献价值。而且因为这些日记的写作者不是历史的中心人物，他们的日记可能从另外的角度保留更真实的历史。所以对日记这种文献而言，可以说日记无大小。关键是看你从中取什么材料。最近看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鲁日记》就有这样的感想。
　　
　　高鲁是一个普通的职业革命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也不高。1949年以后，他在新疆和内蒙古从事文化和宣传工作。但他的经历对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来说都有意义。因为他早年在延安鲁艺学习，还担任过文学系的秘书。后来还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更为重要的是他参加了1942年由张闻天负责的晋西北农村调查。关于张闻天负责的晋西北农村调查，在以往关于张闻天的研究中，主要还是以研究革命史的角度来评价，而且旁涉的历史材料也不丰富。现在有了高鲁的这本日记，关于张闻天当年在晋西北农村调查的具体情况，就可以有现场感。因为高鲁日记的出版，研究者可以把当年张闻天在晋西北所做的关于中国农村调查的经过，从革命工作的视角拓展到学术领域里来。也就是说，张闻天关于晋西北农村调查的历史，不但是一种革命工作，而且也是一种学术工作。对于这次调查的方式和成果，应当放在1949年以前许多关于中国农村调查中来观察，这种调查的人员、思路、方式及最后的研究成果，如果放在中国现代经济学学术史背景下，可能会有许多新的解释。
　　
　　高鲁日记不但记载了当时参加晋西北农村调查的主要经过，而且对于当时调查材料的来源和统计方式都有记载。对当年张闻天的几次重要讲话也有记录。虽然张闻天晋西北农村调查的报告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由人民出版社以《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为名出版过。但高鲁日记中记录的讲话肯定是最直接的，至少可以与发表的调查报告相互对比，从中看出张闻天的思想变化过程。关于张闻天晋西北农村调查的具体材料，据《张闻天传》的作者程中原在书中介绍，张闻天当时直接参加了任家湾和碧村的调查。重点在土地占有和租佃关系。其他人在张闻天的指导下也写出了一些调查材料。据程中原说，这些材料都在中共中央1947年撤离延安时销毁了。这样看来，高鲁的日记就更有价值了。
　　
　　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学术的变迁，离不开对当年鲁艺和华北联合大学情况的考察。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学术的变迁中，这两个机构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主导力量来自于鲁艺。中国学术界的主导力量来自于华北联合大学。当年曾在这两个机构中学习和工作过的人，成为负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力量。高鲁日记中恰好有他在鲁艺和华北联合大学学习的记载，虽然简短，但通过他的日记仍然可以看出一些鲁艺和华北联合大学的学风及文学和学术思想倾向。这些日记可以帮助历史研究者回到现场，找到在一般文献中很难产生的历史感觉。
　　
　　（《高鲁日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