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注意到，《解“毒”于丹》和十博士此前发表的战斗檄文《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进行到底》一样，抓住的

于丹“硬伤”不多，说得最多的还是对孔子和庄子理解上的分歧。十博士的领头人徐晋如毫不客气地把于丹的言论比作“毒药”，在他看来，“释典可以浅显，但如果随便意淫和曲解经典，无异于软刀子杀人。”

　　在十博士眼里，于丹曲解孔子和庄子无疑，害人不浅。但当记者问他，于丹用的是“心得”二字，本来谈的就是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偏要进行“解‘毒’”时，徐晋如的语气显得非常痛心疾首。他告诉记者，某校博士生入学考试有一道题目，要列举有关《论语》的三部著作，竟有考生写的是《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如果只是自己骗自己也就罢了，她现在已经在害人。”于丹昨天对此回复说，她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十博士的这本书，所以不能发表看法。

　　尽管徐晋如一再强调，他们解“毒”于丹，完全是为了纠正视听，没有任何私利，但记者逛书店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解“毒”于丹》之前，批判于丹的《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已经先行摆上了书柜，而《当〈论语〉遭遇于丹》一书，也将在本月上市。于丹总共出了两本书，竟引出了4本批判书！

　　记者细细一回想，近几年借“批判”之名，行“跟风”之实的作品还真不少。前年，余华推出了他的新长篇《兄弟》，立马就有人推出批判书《为余华拔牙》，名字很有针对性，因为余华曾当过牙医。前年至去年，刘心武因在《百家讲坛》揭秘红楼梦，得罪了一些人，他的上下两部落地书出版后，立即有人推出批判刘心武“红学观”的系列书，记者算了一下，有三四十本之多。

　　为什么不直接出写着自己观点的图书，而偏偏全是“批判”？资深出版人李孝国认为，这就是问题要害。在他看来，有了“批判”，也就搭上了名人这条船，借名人之名，行推销之实。以批判刘心武的系列图书为例，记者注意到，其中有不少书都是曾经出版过的旧书，当时销量不佳，这次重出，在封面上打上诸如“批判刘心武”等字样，就能畅销数万册。“跟风其实也是一种浪费书号的行径。5个书号，原来可以出本书，阐述5个观点，但现在只能阐述1个观点，其他4本书都在批判，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这无疑缩小了读者的视野，对读者是一种损害。”李孝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