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复旦大讲堂》书系的第一辑，汇集了各领域第一流且具公众号召力的15位知名学者在复旦大学的讲演，依照内容分为文学、历史、哲学、社会、经济、防疫六编，每编收录讲演二至三篇，强调思想深度与当下性意义，拒绝浮躁与煽情，以彰显复旦这座百年学府的深厚文化底蕴。
文学编集中反映了现当代文学的前沿研究成果。陈思和教授认为，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承载了过多的政治宣传、道德教化等非文学功能，而1990年代之后，作为中国文学的“无名时代”，文学摆脱了统一的宏大主题，世纪之交的当代作家，不再沉溺于文学的想象与虚构，而是重回现实生活，关注最底层民众的平凡命运，同时更重视文学自身的价值。王晓明教授则通过对王安忆小说的细致分析，同样指明了中国文学的这一重要转向。那个充溢着风花雪月的老上海故事模式，只是媒体、新富、白领等共谋炮制的神话，而从王安忆笔下我们读到的便是与之迥乎不同的另一类老上海故事。李欧梵教授高度评价了以往被冠之以“格调低俗”恶谥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认为中国现代小说之嚆矢应自五四前推至晚清。晚清小说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为五四新文化奠定了基础，更为当时的中国奠定了初步的现代性想象。
历史编是三位著名历史学家的治史心得。葛剑雄教授以自己读书与行路的亲身体验，不仅授予我们学术研究的方法与途径，在为人之道上亦有诸多启迪。他对学术泛政治化、藉爱国主义面目出现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更是秉承了其一贯求真求实的精神。葛教授生动幽默的语言，尤其增加了讲演的感染力。朱维铮教授以高屋建瓴之势，理清了清末民初20年间学与政的发展脉络，其纵横捭阖的讲演气势，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邹逸麟教授则以缜密的逻辑，确凿的史实，分析了历史时期中国环境变迁的三个阶段，每一阶段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无不是以环境的大规模破坏为代价。当今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正是历史长期积淀而成。我们一直强调的“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错误观念必须纠正。
哲学编的第一篇是享有全球声誉的世界著名哲学家、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教授在复旦的讲演，哈贝马斯分析了欧洲民族国家面对全球化压力之下存在的四种回应方式，他主张积极进取的第三条道路，建立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又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质。哈氏的观点，对于同样面临全球化压力的当代中国，也有不小的借鉴意义。讲演后哈氏与复旦部分教授举行座谈，本编附录的张庆熊教授《哈贝马斯的复旦之行》一文，独家披露座谈会中哈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中国传统文化等的精辟见解。俞吾金教授作为获得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的复旦大学代表队的领队，他的讲演讨论人的自我困境种种表现以及摆脱方式，却全然没有辩论式的咄咄逼人，平易近人而不失智慧。
社会编的三篇讲演，反映的是当代社会理论热点问题。资中筠研究员从人口、环境、教育、文化诸方面论证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存在的先天不足，对当下学界流行的中国现代化“后发优势”理论提出了有力的反证。资中筠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现代化史了然于胸，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亦有深入研究，她的这一意见应当引起思想界重视。谢遐龄教授用社会学理论深入解析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成因，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形成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无条件尊重他人权利”的传统，以致长期无法建立公民意识，舍此则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皆成空谈。姜义华教授以“人的尊严”为切入点，探讨了启蒙在中国由高涨至失落，再到复兴的过程，并指出几为学界视为定论的“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并不确切，而是毛泽东本人一度批判却又最终接受的民粹主义思想起了关键作用。同时，姜教授预言21世纪绝非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宣称的中华文化的世纪，而是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世纪。他以学者的良知，呼吁给予农民选择职业、自由迁徙的权利。
经济编中，石磊教授澄清了对名誉、货币与竞争的诸多似是而非的理解。名誉并非虚荣，而可以给拥有者带来实际价值；货币本身并不包含某种价值偏好，而在于以何种态度对待；竞争只有利用人自身趋利动机才能生效，但竞争是迄今能找到的将道德、伦理、法律、市场规则统一起来的最好机制。奚恺元教授认为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与现实生活并不完全相符，人的决策还受非理性因素制约。他通过实验证明心理对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人的幸福程度取决于诸多与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因而单纯用GDP衡量社会发展并不妥当。
最后的防疫编，收入的两篇讲演内容涉及引起当前高层领导和普通公众广泛关注的艾滋病与非典疫情。78岁高龄的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洁医生，不顾一身病躯，多次深入艾滋病疫区，宣传防艾知识，救助艾滋病病人和艾滋孤儿，她崇高的人格与非凡的勇气赢得了国内外人士的尊重和赞扬。在2001年全球健康理事会“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颁奖典礼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向未能出席的高医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同你们所有人一样，我非常遗憾她不能够亲自来领取这一奖项。”（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5期第94页）高医生的复旦讲演，围绕艾滋病的医源性传播和艾滋孤儿的悲惨境遇展开，她人性的光芒照亮了在场每一个复旦学子的心灵深处。许纪霖教授针对2003年春天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非典危机，从民族、社群和公民意识诸方面做了深刻的反思。与“9·11”事件之后的美国相较，中国公众一直未能建立起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在危机时刻，民族国家利益一旦与家族、地方利益相悖，便被旁置于侧，非典时期各地对北京人普遍的歧视便是明证。同时，百万学生、民工逃离北京，凸显了作为社会自组织系统的社群在缓解危机中的缺席，这与“9·11”后的美国恰成鲜明对比。非典是一场危机，但也为中国重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摒弃全能主义时代的行政控制、革命动员模式提供了历史契机。
以上分编未必严谨，只是为了便于读者有针对性的阅读而已。在这个充斥着浮躁与功利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为启蒙留一点空间，是否亦是一种奢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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