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知道韩南教授近年来一直从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然而限于自己的英语水平不高，一直未能读到他的研究成果。这次上海教育出版社专门组织人将韩南的部分近代文学研究成果结集翻译出版，名曰《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这不仅让我大长见识，对于大陆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也是一个大大促进。
　　
　　大陆学者不太了解韩南教授的学术地位，这是因为翻--他的著作好像只在大陆翻译了一部--《中国白话小说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其实韩南授在美国汉学界是大师级的人物，在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执教近三十年，担任过东亚系主任，讲座教授等等，只要看他退休的时候，他职务由两位著名教授分担：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由杜维明教授继任，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由李欧梵教授担纲，这两位教授都是海外汉学界顶尖人物；就可以看到韩南教授在哈佛大学的学术分量。哥伦比亚大学已经退休的教授夏志清也是一位大师级人物，他曾宣称除他之外，韩南教授乃天下第一。
　　
　　海外学者尤其是大师级学者，往往非常注重对中国文学的源流梳理，发掘演变轨迹。夏志清原来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后来研究中国代小说，晚年又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力图打通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韩南也是如此。与夏志清不，韩南是倒过来：原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后来研究鲁迅等中国现代小说，晚年转入近代，也是力图打通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这样的近代小说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是建立在研究中国古代和现代小说基础上的，其背后有着深厚学术素养。
　　
　　为什么这些大师级学者都把近代小说放到最后研究？这是由近代小说的特点决定的，近代小说在美艺术欣赏价值上不如古代小说和现代小说，国外汉学研究要抓住中国文学的特点，不会先研究近代小说。然而当古代小说和现代小说研究之后，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这两种形态差异如此之大的小说是如何转变的？只有回答了这一问题，才算对中国小说的演变有了完整的认识，从小说入手对中国化的研究，也算有了一个全面的答案。从夏志清到韩南，一直到今天的李欧梵，都在追寻着这样的研究轨迹。
　　
　　韩南的中国小说研究大多是从叙事学角度出发，因为有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厚基础，研究近代文学常常显示出独到的功力。比如说“'小说界革命'前的叙事者声口”，这“声口”二字，果不是非常熟悉古代小说话本的叙述人，很难想象出用这样的名词来翻译。细想之下，“声口”要比研究小说通常所用的“视角”丰富得多，它体现在“听”上。正是这一“声口”，沟通了西方叙述理论与中国小说传统。
　　
　　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学者，通常都把眼光注视在1898年以后的小说变化，把这时的小说变化视为外来影响或者政治变革的派生物。韩南则不然，他发现中国近代小说不派生的，“恰恰相反，最优秀的19世纪作者既富有创造力，又充满实践精神。”正是从现代性小说的叙述学入手，韩南发现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的“个人化叙事”，“在以前的中国小说里，还不曾有过如此生机勃勃、肆意渲染、滔滔不绝的叙事者！”他赞美《花月痕》是“个人化的口头叙事者的著名小说”，指出它有多条故事线索，很“像南戏传奇从巧妙的场面并列中派生出另外的思。”这部小说的章回常常是独立自主的。韩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控筹时间、地点和冲突，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咄咄逼人的叙事者。”今天的读者已经很难理解，《花月痕》曾经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小说，曾经开了民初一代小说的风气。郑逸梅把《花痕》列为他最喜爱的小说，排名还在《红楼梦》之上。民国小说家徐枕亚、李定夷、张恨、叶楚伧、吴绮缘都对《花月痕》评价极高，承认自己的创作受到它的影响。对于《花月痕》在中国小说近代转型中的作用，大陆的学者至今未能深入研究，韩南教授是最早发掘它在叙事学上的现代意义的学者，对《花月痕》做出了独到的解释。

　　大陆的学者过去在观念上受费正清挑战--应战理论影响，在研究近代小说时往往偏重于研究外来影响，把近代小说的转型视为受到翻译小说影响，是受到外来影响后回应的产物。韩南教授在观念上更加注重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韩南教注重发掘中国自身的小说传统如何在近代发生演变，如何吸收自身的资源，产生新的造。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外来影响的历史作用，恰恰相反，韩南教授在大量发掘资料的基础上对外来影响做出新的探索，大大提前了中国小说接受外来影响的时间。韩南教授发现，早在19世纪30年代，西方传教士已经用中文创作小说，用来启蒙传教，这些小说揉和了中国古代小说与基督教思想，他们中有一些作品还把读者对象定为儿童，这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儿童小说。探讨这些中文小说的现代性及其意义，以往大陆学术界所忽视。
　　
　　在中国文学传统与外来影响之间，韩南教授发掘着历史的轨迹，一切从材料出发，决不妄下断语。阅读韩南教授的论著，你会发现它是那么审慎，那么恰如其分，言必有据，没有执着于某种理论的偏激；在那些平实朴素的论断背后，既包含有突破性的材料，又蕴藏具有突破性的结论。或许，这就是老派学者的风格，也是大师的风范！
　　
　　（袁进：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员，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