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生活充满“黑色幽默”

　　博士生导师黄维若虽然目前给研究生上的是“编 剧理论与创作”课程，但是他的专业却是中国古典戏曲史论。因为这个专业，他在上世纪90年代留学德国时，备受外国专家的尊敬。

　　黄维若说，德国人的生活充满着“黑色幽默”。一次，一位邮递员一本正经地提着几张牛皮纸来敲门，说“这是您的包裹”。原来，应黄维若的要求，家里给他寄来20多本字典。字典通过铁路长途运输，包书的牛皮纸破了，结果字典一路掉光，仅剩牛皮纸了。可是邮递员坚持：“这一定是您的包裹，因为纸上写着您的名字。”黄教授收下牛皮纸没两天，又收到了联邦邮局局长的亲笔信：“虽然我们收到的包裹仅有两张牛皮纸，但是我不相信您家人只是要寄牛皮纸给您，因此让我来帮您查找这些字典吧。”于是，黄维若把“遗失书单”开给对方。七八天后，他收到了近30本中文字典。于是，他把不是自己的书籍又退还给邮局。局长随后亲笔写信对他退书表示感谢……

　　国学基础巩固“两大方针”

　　德国人的“黑色幽默”还成为“黑色喜剧”的生活基础。在德国、奥地利十分兴盛的布莱希特、迪伦马特的戏剧观，提倡戏剧只是艺术家心目中的生活，要让观众产生陌生化的间离感。于是，国学基础和德国生活，在黄维若的剧本中体现为“两大方针”：古典题材和黑色喜剧。黄维若深知自己身处象牙塔、不熟悉现代生活的缺点，因此常把剧本设定为自己喜爱的中国古典题材。而用黑色喜剧的方式来演绎古典题材却属“前无古人”。《秀才与刽子手》已经是这一系列的第三部，前两部是《眉间尺》和《思凡》。一部受鲁迅小说的影响，另一部则是昆曲折子戏《下山》的“话剧后续版”。

　　中国编剧必须“三者平衡”

　　黄维若写话剧时没有考虑过“市场”。他说，当一个中国编剧要比外国编剧难一些。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有“名士”情结，倾向于“游离在生产关系之外”。他把自己的写作分为三部分：电视剧、主旋律作品以及自己想写的剧作。他一年写上几百集电视剧，“出卖脑力”赚钱。同时，他还因为写了两个歌剧剧本《苍原》《我心飞翔》而获得过文华奖。

　　完成以上两类工作之外，他每年要花时间写一部能让自己产生创作冲动的话剧，诸如《秀才与刽子手》。如果没人出钱排这样的戏，他就自己出钱排戏。他认为知识分子要有很好的平衡能力，不要对这样的平衡产生心理障碍。唯一的“后患”是，除了上课他就在写戏，没有其他时间。黄维若早在1997年就买了车，可是至今只开了5万公里，这辆已经成为旧款的新车，让他卖也不是，不卖也不是，仿佛陷身另一个“黑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