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着沙飞与白求恩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我看到了不少有关白求恩的文字与照片———他坚毅、顽强地以生命和高超的医术为正义而战，又那么真纯、乐观、风趣、善解人意、热爱生活，还有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比如他在繁忙的一点间隙拿着一小嘟噜樱桃逗趣房东小姑娘，他让沙飞拍下他在唐河里裸泳和在岸上日光浴。1999年初秋，我去蒙特利尔市探亲，在寓所附近的小公园，常遇到年长的男女，我向他们询问白求恩医生的 塑像在哪里。他们都摇头，且反问我：“他在哪里做医生？”

　　为此我急不可待询问一位上世纪60年代移民该市的华人侨领。几天后他很负责地给了我一个具体地址，还附一张乘地铁或巴士或步行的简图。

　　我沿着几乎贯穿全市的圣凯瑟琳大街由东向西，依图且行且寻。这条大街不仅是蒙市最长的，而且其间很长一段的繁华可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媲美。大街的下面是地铁。我经过了六个地铁站口，来到塑像站GUYCONCODIR时天色渐暗下来。但矗立在地铁出口几米外Maisonneuve大街呈三角形的安全岛上的白色塑像十分抢眼。这里是商业中心，大厦林立。正值下班时分，环绕安全岛，车流如潮。路边的咖啡、汉堡包、热狗、比萨饼等各种食肆摊点里外人挤人。

　　这尊塑像由汉白玉雕制。白求恩一身当年在八路军任军医时的装束，足蹬草鞋，医生的大褂敞着，在近两米高的基座上，挺胸昂首，仿佛刚做完一个手术，神态沉思又从容地朝前走去。这造型符合那年代（塑像是1976年12月赠给蒙特利尔市的）对他的理解、解释和我们中国人对他最深刻的记忆。但我依然读出塑像没显示出的一些内容。安全岛上的花都已凋零，几小片几何图形的草坪开始泛黄，其间几株绿油油的矮松倒还醒目。几条长椅上只有两个人。这个安全岛此时是此处繁华匆忙中的一点闲适。但忽然，呼拉拉飞来一群鸽子，安全岛立时生气勃勃。一扭头，看到长椅上的老妇人正将食物一把把撒向基座的台阶。啄食鸽子们的“咕咕”声透出快乐。我蹑着脚一点点往前蹭。这些鸽子一点不为我逐渐靠近而惊慌，照样从容地啄着地上的美食。我谨慎地站在基座下方，见到塑像许多处都有鸽屎痕迹，不免为这尊像有点心疼，于是随口问那位撒鸽食的老妇人，有没有人经常清洁塑像？她和善地一笑，说上帝会做的。开始我不解，后来领悟，也一笑，许是雨雪来清洗吧。因为这里漫长的冬季白雪纷纷，夏秋雨水也算丰沛。我进一步问她这尊塑像是谁？她毫不犹豫说，是和平使者。我想这也是对的。这时天真正暗了，商店内、路灯、往来车辆的灯光在安全岛四周泻流。照理，这些鸽子该回家了，冷风天上地下浸漫，鸽子们把头缩在颈里，瑟缩着。我好奇地又问那位妇人，这些鸽子的家在哪里。她以刚才的口吻告诉我，只要不是很冷，夜晚会有不少鸽子在这里守护着他（指白求恩塑像）。为和平而奉献出生命的白求恩得到象征和平的使者如此深情的理解和真挚的爱戴，这不能说不是一件奇妙的事。

　　塑像的背后刻有三行中文：蒙特利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1976年12月／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工厂雕。塑像前面是英文，上方是白求恩的名字和姓，下方是1890年生于GRAVENHURST（格雷温赫斯特），下为1939年卒于HUANG－SHINKOU（黄石口）。此外再没其他任何文字，当然没标明他与中国的密切关系。老实说，看了这么简单的文字，作为一个中国人，且是对白求恩医生知道得多一些的我来说，是有点遗憾的。对加拿大人来说，一定一头雾水：什么HUANG－SHINKOU？在哪儿？黄石口是我国河北省唐县的一个村子，白求恩在那里逝世。

　　后来我反复细想，1976年12月刻在这尊塑像上的文字这么简单，或说非常之低调，很可理解。纵使我国与加拿大已于1970年10月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我们国内自那时至塑像赠送时的前两三个月都处于非常时期，有时简单是一种睿智，给人以足够的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这尊塑像原是我国赠送给在这里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的，当博览会结束它便被迁到这里———蒙市中心地段，白求恩曾在附近的MCGILL大学学习过，并在附近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做过胸外科医生。

　　出于好奇，我请正在MCGILL大学做博士后的常先生向研究生做个很简单的调查，问：这尊塑像是谁，他做过什么。8位研究生中有本市和本省（魁北克省）的，有来自温哥华和美国、意大利的，全部不知道这尊塑像是谁，他们虽不断在安全岛周围活动，却没注意过它；其中5位没听过这名字；一位从白求恩家乡安大略省来的说白求恩是共产主义者，他是从美国的电影知道的；一位知道白求恩是医生，还说好像是同性恋者。只有一位看过一小段白求恩的电视，也只说他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当然更不知道这尊塑像来自何方。常博士解释后，他们才恍然，有两个人大叫：“我将来也要去中国！”

　　我回国后，心里一直放不下我看过的有关白求恩生动、感人的资料，特别近10年，我国有不少学历较高、有技术专长的中、青年移民加拿大。

　　下面我分别将白求恩逝世经过，和他的遗嘱简要摘录或缩写如下。这些文字均来源于1940年1月4日《抗敌三日刊》———为白求恩医生逝世印发的专刊。《专刊》当时只能用手在蜡纸上刻写，再油印，个别字迹因年久、加之再复印已不清晰，只好以××代替了。

　　逝世经过：白求恩1938年三四月间到达延安，不久转到晋察冀军区。本来，他计划1939年11月回加拿大。“在未回国之前，他对前后方卫生部门的医疗工作，感到进步得十分不够……所以他决定10月初起至11月底举行两个月的巡视全军前后方卫生机关的工作……”，“10月28日，白大夫在离王安镇××之孙家庄前线参加初步疗伤，因工作忙碌，兼有敌情顾虑，一时不慎，左手中指第三节被小尖刀割伤。次日局部炎症剧烈，疼痛增加，但仍继续工作不停。”11月1日上午，又到各病室检查伤员。“在这时遇到外科传染病一名病人（颈部丹毒，合并头部蜂窝组织炎），白大夫马上给他施行手术，而竟未顾及戴手套，大概即在这时受了传染。同日下午即出发，星夜赶70里……”山路崎岖难行，他坚持不坐担架。“12小时未进饮食，白大夫即头痛晕眩，似患感冒。……2日，在两个医院，检查了两百多伤员……”当时战事极为紧张，他强忍着炎症带来的高烧、疼痛、呕吐，和伤口脓液不断的分泌，仍一刻没停地从一个医院转到另一个医疗地点，直到10日，他昏厥了几次后，在军区首长一再要求下，他才回宿地休息。11日下午，他觉得自己没可能好转，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了一封信。次日晨5时20分他阖上了双眼。

　　这封信也就是他的遗嘱———亲爱的聂司令：

　　今天我感觉着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令TimBuck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联盟会（他写出了具体地址），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

　　接下来他先逐一交代他对加拿大和美国方面的事———他的日记、相片、他记下的军区故事，一部即将完成的电影片子等都寄回加拿大；他的皮大衣、皮里的日本毯子、一套飞行衣、日本毯子、一个盒子里的银戒指、没穿过的两双草鞋等给他加拿大的朋友。“请求ChinaAiaCoucil给我的离婚妻Mrs．FrancesColomonofMontreal投一笔生活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为了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并深情地写道：将我永不变的友爱送给TimBuck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之后，他又逐一交代他的什么东西给他八路军里的战友，如给聂司令员和他的夫人各一张行军床，给聂司令员两双英国皮鞋。他的马靴和马裤给冀中军区的吕司令。“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

　　再后他郑重和很负责地叮嘱：每年要买250磅Quinin和300磅的铁剂。专为××患疟疾病的极大数目的贫血病人。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平津一带去买药品，因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最后他再一次写道：……最近的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有意义的时日。感觉××的就是稍觉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他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信末签上他的名字。

　　这之前一天，也就是11月10日，他给负责战地治疗工作的郎林同志写了一封信，细致地布置前方的各项救治工作，并告诉郎林同志他在努力喝多些水，“我盼望明天能见到你。”信中最感人的是，他写道：我十二分忧虑的就是前方流血的伤员。

　　我希望，白求恩在中国的故事能雕刻在塑像下面或旁边。不知哪位有心人能完成这一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