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最后的PK环节中。党宁、郝菲尔、刘悦、魏佳庆分别来自长沙、杭州、成都、沈阳唱区，而让人尴尬的是，决定他们命运的投票者中竟然包括五个唱区的前三强。

　　毫无悬念，四个唱区的三强纷纷投出了“友情票”。也就是说共有12位小姑娘吭哧吭哧从后台跑上来，就为了表演一个毫无意义的动作。感谢广州的三强，她们没 有徇私。这并不是因为她们喜欢与垃圾赛制做斗争，而是因为事实不允许———参与这轮PK的四个选手没有一个来自广州。

　　就在这轮投票之前，全国各地吃完了饭的人们还坐在舒适的沙发上，准备享受一个愉快的周末。就因为赛制程序里的一粒臭虫，这个晚上变得毫无前景。观众们不得不硬着头皮，等待这枚巨型臭虫释放完它的能量，与此同时，没完没了的“姐妹情谊”还在炙烤着他们的座垫。我猜想，主持人和评委一定也受到了煎熬。

　　几分钟后，丁薇投票给郝菲尔的时候意味深长地说，“我珍惜自己投票的权利”。几天后，她辞掉了评委工作。

　　我们当然无权指责具体的投票者，在厉娜投出第一张成都票以后，打破这个节目的“友情潜规则”需要太大的勇气(友情不正是节目努力打造的形象之一？)，所有人只是选择了最安全的方式。

　　程序员的臭虫通常是一个善意的玩笑。它通过一点小动作，轻微地扰乱了功能的正常执行，从而达到调节气氛的作用。而《超级女声》赛制里的这粒巨型臭虫不仅愚弄了所有的观众，还把程序制定者自己都吓了一跳。将视野放大一点，在沈阳和广州唱区比赛期间，大众评审这个程序臭虫就一度影响了比赛的正常进行。去年“超女”全国总决选中，类似的情况也曾经发生。

　　其实，从“超女”开赛以来，大众评审的身份就一直非常尴尬。他们不具备专业评委的技能指标，也没有短信投票的人数累计，却能够获得与这两者相似的权力，成为主宰选手命运的核心。而在整个比赛程序中，专业评委始终缺乏起码的决定权，郝菲尔这样个性突出的选手竟然要等到最后的复活赛、最后的PK，才因为收齐五个评委选票而晋级。

　　看看今年势头甚猛的竞争者《我型我秀》吧。它选择了更加大胆直白的方式———一明一暗两种竞标，激励粉丝们玩起了疯狂的数字游戏。先是PK选手同时站在台上，接受限时投票，票数直接通过屏幕显示出来。这时，双方的粉丝好比是坐在同一间屋子里竞拍的买家，数字实时更新，如果希望留下某位选手，很简单，必须给出更高的价码。更狠的是限时暗投环节，这时没有人知道对手的出价情况。是否应该加码？相互猜忌又哄抬了“物价”。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些选秀节目的美国祖师爷———《美国偶像》，投票并不收费。

　　更清晰的运作显示，选秀节目在商业利益上的锱铢必较，远远甚于对其节目理念及其口碑的经营，更别提去年让学者们发昏的“娱乐民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