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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遗珠——简论黄尧先生的艺术人生

2011年7月16日 13:13

来源:东方网 作者:肖小兰 选稿:朱恬

  2009年的夏天,黄尧先生的儿媳妇陈美凌博士和孙女黄丹蓉通过一位马来西亚朋友的介绍,前来上海美术馆找我,探询是否有可能在这座他出生并成名的城市里,为他举办一个艺术展览。惭愧的是,由于黄尧先生从上世纪40年代末转辗南洋,定居马来西亚,与故国几乎没有联系,致使我们对这位中国漫画史、书画史上的前辈大师知之甚少,除了少量漫画史书中有所提及外,一般民众乃至美术工作者竟不知其为何人。及至观看了黄尧先生的作品,了解了他的生平,我才深切地感到,这是一位极不应该被淡忘的艺术家,他一生才华横溢,作品极丰,他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漫画鼎盛时期的一员大将,是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杆巨笔,是中国书画在南洋传播的力行者,也是书画家中跳出了两岸政治体制之外、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收取并映射光华的一颗沧海遗珠。

  现在,经过两年的筹备,黄尧先生的艺术作品在时隔六十余年之后,回到他魂牵梦萦的出生之地,由上海美术馆举办展览,同时也对其人其艺作出应有的高度评价,恢复他在中国当代漫画史、书画史中的地位,使今日的人们能够认识这位才情独具的艺术大家,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一

  距今七十多年前,20世纪30年代,中国当代历史上星光璀璨的漫画时代在上海出现。有评论者甚至认为,民国早年的这一漫画盛景,是堪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列的中国文化成就。其时,辛亥革命后的共和体制渐稳,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影响深长,西洋艺术广泛输入,上海又是报业和商业的中心,这都为漫画盛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漫画无须准备好深厚的绘画造诣,只要有感而发,都可以拿起笔来,且各种风格手法皆可运用,一时间,年轻漫画家如雨后春笋,竞相破土而出。

  黄尧是其中的佼佼者。1934年,他十七岁,在上海《新闻报》供职,撰写时评专栏。说起来,也是上海新闻界的老前辈了。他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幼时在老家浙江嘉善随父黄钟汉研习书画,常以“天落水”(雨水)在城砖上临摹历代名家,能以十七岁进入《新闻报》任编辑,可见才华不凡。就在这一年的5月,他创造的“牛鼻子”漫画出现在报纸上,起先只是应上峰要求为文字配些简单的画,然而一发而不可收拾,“牛鼻子”这一中国漫画史上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形象就此诞生了。

  “牛鼻子”是典型的中国式绅士,长袍,黑褂,脸是大圆圈,耳、眼、鼻并排成五个小圆圈,趿着黑布鞋,双脚成可笑的内八字,笔划少到了不可再精简的地步,既好画又亲切。关于“牛鼻子”问世的动机,黄尧和他的友人有详细解释。一是愤于西方列强的辱华行为。在欧美的杂志和电影中,中国人都被描绘成愚昧、肮脏的“东亚病夫”,上海公共租界黄浦公园的门口甚至竖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黄尧决心创造一个精神饱满、神气十足的中国人形象。二是有感于中国儿童见到的都是米老鼠、黑猫、蜜司蓓蒂蒲之类的舶来品卡通角色,立志要发掘中国人自己的幽默,为孩子们提供自己民族的卡通人物。三是从《三国演义》中觅得出处,“牛鼻子”代表了足智多谋而又倔强的形象。诸葛亮设空城计,耍弄了狡猾多疑的司马懿,后者骂他:“牛鼻子老道!”“牛鼻子”的典故由此而来,可以说,他一来到世界上,就有着高尚的使命。据说黄尧一开始画了好几种形象都不满意,后来对着镜子画自己的脸,殊不知,这却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形象。确实,“牛鼻子”与黄尧颇为相像。“他脸的轮廓像我,我把他代表了我,我是一个苦在躯壳、乐在灵魂的野孩子,我愿把一切思想、心灵和感触运输给他让他去表演出来。”他曾经这样写道。他与“牛鼻子”不仅仅是貌合,更重要的是神似,没有这种“苦在躯壳、乐在灵魂的野孩子”的心态,“牛鼻子”是决计不可能成为后来充满童趣而又恣意狂放的形象的。

  “牛鼻子”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出版了八集,一至五集是多格漫画,后三集《赐福集》和《假使集》上下编是单幅漫画。纵观全部,很容易看到年轻的黄尧在这短短的两年里,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演变,因而导致他创作内容的变化。在前五集中,黄尧极尽幽默之能事,“牛鼻子”演绎各种社会角色,有些迂腐,有些自作聪明,许多故事让人忍俊不禁,为了亲近孩子们,还收集他们稚拙的笔迹,化为自己的书写文字。但从偶尔出现的一些画中,我们看到他并不甘于在童稚中徘徊,他有满腔的对社会的情绪想要宣泄。如早在第一集中便出现的一幅《残酷世界》,“牛鼻子”被猴子牵着耍把戏,被毛驴赶着拉车,被马骑在身上,被牛驱使着犁地,完全一个颠倒的世界,表达了他心中的愤懑,应该是来自周遭环境的切身感受。这种社会批判的精神,到了《赐福集》和《假使集》中,如同积蓄已久的火山岩浆,无法抑制地喷发而出,他似乎再也无心从童趣中寻找题材,“牛鼻子”演变成社会的受害者和控诉者,阅读对象也从儿童转向成年大众。《赐福集》开宗明义,其实是无福可赐,他用许多民谣、童谣,辛辣且辛酸地讽刺这个贫富不均、弱肉强食、势利欺诈的虚伪社会。不仅如此,他的愤懑也指向欺凌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一幅《天下为私》中,他将矛头直指德、日、意三个妄图瓜分世界的“轴心国”,笔墨所到之处,犀利之极。他画了一管毛笔,笔头是“牛鼻子”,却不见惯常的圆额,而是怒发冲顶,尖尖的如同枪矛,题名“书生出头,其头必尖”。这是此时他的自我写照。“出租的大上海,一切都受帝国主义强暴的压迫,我们的政府,在那里被剥夺了政治权,我们的人民,在那里被丧失了自卫权,把我们的精神压迫了不算,还要压迫我们的思想!……简直把我们的脑子,被压迫成了瓦片式,扁而却桥的,我们的笔,最好都去了尖锋,变成秃笔,最后把我们大众歌手的喉咙也才(塞)住了,不许我们像雄狮般地吼起来!”然而,有压迫必有反抗,“书生出头,其头必尖”,1938年3月他在《民族的吼声》绪言中所写的这段话,简直就是此画的注解。

  再看《假使集》,这是黄尧的“牛鼻子”系列中,最奇特也最具抨击力的一部分,他采用了荒诞、自嘲、错位等如今被视为现代艺术的手法,“牛鼻子”扮演的角色千变万化,奇思妙想源源而出,极具黑色幽默又极为尖刻地揭露世态炎凉和人间黑暗。假使我是关公,“上马一锭金,下马一锭银,正可以开一爿大大的‘云长银行’。”假使我是姜太公,“封神之时一定把自己的五位‘小舅子’封为五路‘财神’。”假使我是武松,“决不出家做行者,天下美人那个不爱英雄?落得享享人间艳福。”假使我是嫦娥,“长生药自己偷偷吃了再拿些春药来迷迷后羿。”推而广之,假使我失了业,“同事们连‘再会’也没有一个跟我说。”假使我穷了,“‘爱’我的‘爱人’也不‘爱’我了。”那么,假使我是“牛鼻子”呢?“一样在画些‘灾民图’倒不如去画‘要人像’了。”“谁高兴画这种不知趣的漫画,画画女人的大腿,何必(等)有趣,既得兴(欣)赏,又得法币。”从这些欲哭无泪的“假使”中可以看出,到了1937年春夏《假使集》出版时,黄尧对社会与人性之恶俗已经到了非常失望的地步。

  研究黄尧的漫画,1934年至1937年间,他的思想发生的这些变化,不可不予以重视。那是一个风雨如磐的年代,漫画与社会时事的天然关系,会使每一个有爱国心和责任心的漫画家必然地举起社会批判的武器。黄尧即如此。许多年后,在马来西亚,他在《五十年来的漫画杂谈》中写道:“漫画是思想的画,它成功的基本条件,先要决定在有没有成功的思想。这种成功的思想,就是漫画的力量。因为,它有这种力量,所以就能成为时代的贡献者。”所谓“成功的思想”,可以理解为站在大众立场上的嫉恶如仇的正义感。因为进步,因为犀利的战斗风格,早在上海沦陷之前,黄尧就遭到了租界当局的迫害。1938年3月他在《民族的吼声》绪言中透露,“我在上海捕房的政治部是位常客”,这无疑是指他常被叫去盘查和训斥。我们今天论及黄尧,不仅应该把他归在当时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里,还应该肯定他是主将之一,为中国的新兴漫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牛鼻子”受到民众喜爱,获得巨大的成功。它诞生在叶浅予的“王先生”之后,但在张乐平的“三毛”之前,这三种原创卡通形象,创造了中国漫画历史上至今几乎无法超越的一个高峰。1936年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在上海大新公司楼上举行,黄尧是评委之一。据万籁鸣四兄弟当时写的文章称,在这届展览会上“牛鼻子”是最轰动的。尤其值得一记的是,黄尧性情宽厚,因“牛鼻子”好学易画,他出版《牛鼻子十讲》一书,热心教少儿习画,希望有更多人走上漫画道路,而全无垄断之意。这种愿将艺术种子撒向大众的赤诚之心,直至他定居南洋之后,始终未变。

  二

  《假使集》下编出版在1937年7月10日,之前三天“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一个多月,“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黄尧立即卷入了全面抗战的洪流中,用他的画笔揭露侵略者的丑恶嘴脸,呼吁民众奋起保卫国家,他的艺术人生,由此也开始了一个重要的转折。

  因为去国已久,黄尧在抗战漫画中的作用以前甚少为人了解。然而今日当他那些数量惊人的作品集一一呈现于眼前时,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抗战时期热情最高涨、作品最丰盛的画家之一。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位血脉奋腾的青年爱国者和艺术家。上海沦陷后,他受《新闻报》委派赴大后方重庆,几乎马不停蹄画出了一批慷慨激昂的抗战漫画,而“牛鼻子”,此刻也化身为了一个怒不可遏的中国人。且来看看时间表:1938年3月,《民族的吼声》出版,他以一幅画一句口号的形式,控诉日寇的侵略罪行,疾呼民众起来奋战,“无数的一条心,我们要争取——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无数的嘴喊着一个声音,我们要赶出——赶出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无数的眼睛,向着一个方向瞄准!打倒,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们!”画到后来,他索性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每一句歌词配画,直至最后一句,“牛鼻子”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上阵杀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恐怕是现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唯一的漫画图解,由此也可窥见黄尧与进步文艺的密切关系。4月,中英文对照的《侵略七十二图》出版,首先是一幅“中国为和平而斗争”,表明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是受侵略的正义一方,接着,从1908年的“日美照会”开始,至1937年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以详尽确凿的事实,历数三十年间日本蓄意侵吞整个中华大地,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七十二宗罪。显然,这是一套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略野心,争取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的漫画,在同时期抗战漫画家的作品中相当少见,可见黄尧的漫画为抗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样以中英文标注形式创作的漫画集,还有1940年4月出版的《亚洲在漫画中》,揭露了日本在实施侵略野心时的内外交困,告诉人们,敌人其实很虚弱,抗战必胜。

  在抗战时期,许多知名漫画家组成救亡宣传队开赴内地,但未见黄尧参加,也未在当时刊印的《救亡漫画》和《抗战漫画》上发表作品,因此曾有研究者质询他在做什么。其实,黄尧的抗战漫画创作贯穿了八年抗战的整个过程,如今浮现于世的资料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除了上述提到的三种漫画集,1938年8月出版《后方的重庆》,1940年4月出版谴责德国纳粹的《欧洲在漫画中》,1941年1月出版《好男儿》和《一个中国兵》,1943年6月出版《战争中的中国人》和《漫画重庆》,其间还创作出版了《光头游击队》、《抗战门神图》等,并在西南后方做了大量的漫画普及工作,出版了《牛鼻子漫画三讲》《新的连环图画座谈》等书籍。黄尧曾不止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那些控诉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的漫画,他早就想画了,“这二本东西(应是1938年3月和4月相继出版的《民族的吼声》和《侵略七十二图》——笔者注),我以前在上海就画好了”!他是目睹了中国近代史上饱受列强欺负的现状,在上海租界的畸形环境里感同身受,积蓄了无数的愤怒,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当口一下子迸发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南后方,黄尧还以他敏锐的观察力,捕捉抗战时期的社会众生相,画了大量民俗画,且夹叙夹议,针砭后方的种种不良现象,这成为他的抗战漫画的另一重要特色。且看1938年8月,他刚到“陪都”重庆不久后出版的《后方的重庆》:“这里的‘耗子’多,留心吧,这里的‘汉奸’也一样多着呢?在黑暗中窜来窜去!”“吸血的臭虫,倒不可怕;可怕的,那些借了‘抗敌’‘征兵’的名义,拼命地吸老百姓的血!”“不要说这里出卖肉体,可耻的‘妓女’多,正多着比出卖肉体更可耻,简直可杀的‘出卖灵魂’‘出卖人格’,甚至‘出卖民族’‘出卖国家’的汉奸呢?”他画“牛鼻子”品尝重庆街头的豆花,“‘豆花’的风味确实不错,最好有‘汉奸的心’‘日本鬼子的头颅’下酒!”他画“牛鼻子”游览南山,“爬到了‘南山顶上’也提不起快乐,假使我今天是能够登在‘紫金山’之巅了?”(紫金山,位于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有孙中山陵墓,其时被日军占领——笔者注)他画“牛鼻子”坐在四川常见的滑竿(轿子)上,“坐轿子的人们!不要忘了东北七千万东南五千万天天像坐在针毡上的同胞!”如此种种,已不是一般的民俗漫画,而是风俗和政论的结合,黄尧一如既往,耿直正义,忧国忧民,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1942年和1943年,黄尧深入西南腹地,踏访贵阳和苗族山区,他的笔依然不停息,以“牛鼻子”为主角,画了大量描绘当地风土人情和社会百态的民俗漫画,并再次创作了《漫画重庆》。此时他笔下的“牛鼻子”,线条练达通畅,较之上海时期已有相当的成熟。后方的腹地是宁静的,然而流淌在这些画底下的情绪并不宁静。“这里有无穷尽未垦殖的土地,未开发的矿山;更有无穷尽未接受到新文明的种族。这些都是富源,这些都是力量!且是无穷尽的富源,无穷尽的力量!这不过是中国‘大西南’的一方,它却担负着抗争中华民族到胜利,解放的伟大责任!”在《漫画贵阳》的扉页,黄尧这样写道。而在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新闻处主任裴克(Graham Peck)看来,这些风俗漫画表现了“中国人民那一种欣欣然坚韧和无穷的潜力在防御方面的作用”。(见之《漫画重庆》序——笔者注)随着岁月的流逝,今日我们再看将近七十年前的这些西南风俗漫画,它在民俗学上的价值凸现出来,使我们对抗战之中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后方人民的生存状态有了直观的、丰富的、可靠的认识,这是黄尧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

  黄尧所画的“牛鼻子”抗战漫画是如此的具有战斗力和影响力,以致敌占区的日伪又惧又恨,竟想出一个卑劣的伎俩,在汉奸所办的《北平时事新报》上伪造了一个“牛鼻子曰”专栏,专门散布卖国言论,企图混淆视听,同时也中伤黄尧。我方得悉后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日伪的丑陋行为。“牛鼻子”蒙冤,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漫画的一个小插曲。

  三

  1945年8月15日,在历尽了八年的浴血奋战之后,中国人民盼望已久,当然也是黄尧盼望已久的抗战胜利终于来到了。黄尧却没有回到光复后的内地,回到他出生并创造了著名的“牛鼻子”漫像的上海,而是辗转越南河内、香港、泰国,最后他的身影消失在南洋,完全失去了音讯。直至近年他的后人来到中国,才知道他南下星马,最终定居在马来西亚槟榔屿。令人长叹的是,黄尧先生已于1987年1月21日在吉隆坡逝世了,享年七十。

  当时不到三十岁的黄尧,为何在胜利之后远离故国?我始终觉得存在一个谜。他与华夏有太深厚的血缘,其先祖东汉黄香位列二十四孝人物之一,更不用说他自成年便与国家民族同命运共患难。是胜利后“接受大员”的巧取豪夺、政治黑暗,以及接踵而来的内战频仍、民不聊生,使嫉恶如仇的他彻底冷了心?还是个人的生活遭遇了什么无法应对的突变?似乎都难以解释。他对祖国是那么深情挚爱,希望看到它的独立昌盛;他在这里有那么多漫画界的好友,而且都已经是翘楚人物。从1947年左右他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的漫画来看,他应该又从事起了新闻职业,对世态炎凉、贫富不均的愤懑依旧,常以两格漫画的形式,将不平等的现象作直截了当的鲜明对比。还是以前那个正直多感的黄尧,但旋即抛却手中批判之笔,毅然决然离国而去,其中若无大关节,令人难以置信。有一点异常明确,据他的家人告诉我,他自始自终没有加入马来西亚国籍,是一个“非公民”。他说:“我不论到哪里,决不忘本,不忘自己是个中国人,要传播中国人的思想,发扬中国人的美德。”他不回大陆,也不去台湾,只在已入花甲之时,于上世纪80年代初偕夫人赴台观光了一次。访问过他的一位友人写道:“牛鼻子使他声名大噪,却也促使他远去他乡。回顾来时路,老人的心事,又有几人知?”话中的隐情深意,只有待将来黄尧先生的个人资料更多地披露之时,才能破解了。

  1949年后两岸分治,所有的中国文人嵌入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这是一种历史的宿命。然而,黄尧既不入大陆的体制,也不入台湾的体制,而是静悄悄地隐居在南洋一屿,沉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浩淼长河之中,挥毫写字作画数十年,这使我们有幸看到,一位从历史宿命中脱身而出的中国文人,一颗沧海遗珠,会发出何等的光辉,造就怎样的艺术,对中国文化作出如何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尧后半生的书画成就,具有殊为难得的文本研究价值。

  在定居马来西亚之后,黄尧很快把艺术才情转向了书法和国画。这一转变,从旅居越南、泰国和香港时期已经开始了,尤其从创作于香港的《矛盾集》来看,他从白描线条转向宣纸上的水墨彩绘,尽管仍是抨击性的漫画,但笔墨相当轻快精彩。他在马当过十二年的中学校长,花十年时间写过一部详述华人开发南洋历史的《马星华人志》。“牛鼻子”失去土壤和条件,戛然而止,只在儿童漫画教材中提及。他倾心于笔墨丹青,年复一年,创作了数量巨大的书画作品。

  这是黄尧展开的第二度艺术人生,如旭日初升之彩霞,煌煌璨璨。他自幼有极好的家学,对国学、古文、书法、画艺乃至民俗神话、金石碑帖均有深入涉猎,此时心无旁骛,在笔端流淌出来。2011年春节过后,当我应黄尧后人之邀,赴马观赏他的部分书画作品时,顿感惊讶,其书画中显示的中国文化传统之深厚,立意之高妙,线条之灵动,创作之丰盛,实在应列于当代最优秀的书画家之榜。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早该介绍给国内的书画界了。

  黄尧的绘画题材,全部取自中国传统文化,计有:一,文人掌故,如米芾拜石、刘禹锡《陋室铭》、吴道子等三画仙、苏东坡诗境、王安石因画被贬等等。他并非只取表面意思,而是对这些文人的道德文章、命运沉浮都有深刻研究,将他们生命中闪亮的一面揭示出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文人画’不在乎‘形似’,达到‘墨韵’,已入美妙的境界,简直与入‘仙境’无异。”想来他在画这些画时,与古人达到了精神的交融。二,历史传说和民间神话,如愚公移山、击壤歌、三阳开泰、八仙图、女娲、王母娘娘、财神、龙女牧羊、福禄寿等等。这部分作品占了相当多数量,可见他的兴致所在。以八仙图为例,他说喜欢画这类画是因为热闹,故事紧凑,显得一片融融乐乐,画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与舞蹈相像,妙趣无穷,这是画‘人物画’的一种乐趣,只有画家自己享受到,非外人所知。”还值得一提的是他用白描手法画民谣,画客家山歌,“风吹竹叶满天飞,唔得竹叶转竹尾,妹今约郎三十夜,须得月头到月尾”,画得拙朴而又融入文人气。联想到抗战时期他画的西南风俗漫画,他对民间的文化情有独钟,认为与《诗经》中的雅颂相比别有韵味。三,佛教禅意,如达摩面壁图、禅诗、布袋和尚、观音菩萨等等。他对佛教经典有很透彻的理解,画达摩,是崇仰他“面壁九年”的坚韧修炼精神、“廓然无圣”的至高境界;画观音菩萨,是敬仰她兼有东方的“美之神”和“和平之神”之雅。“我练线条,‘观音’像的线条柔美、圆纯,比写生人体更清静,岂不妙哉!”四,传统题材,如仕女图、花鸟、儿嬉图、年画等。画仕女图,他研究明代吴门四大画家之一的文征明,却有自己的看法:“取造型美的就行,美无一定标准,强壮有强壮的美,纤弱有纤弱的美,总之,画面有诗意,才有韵味。”关于花鸟画,他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曾经从幼年父亲传授时的一首口诀说起,剖析历代名家的技法,认为无论“没骨”还是“双钩”,不能脱了书法的根基,宜用中锋去“写”。

  由此可见,黄尧的水墨绘画,内容不拘一格,极其广泛,且有深厚的文化认识,每作一幅画,往往旁征博引,研透底蕴,而落到笔端上,则恣意纵情,线条非常自由洒脱,画面生动活跃。这样充满文人气的创作精神,是值得当今浮躁的画者们学习的。

  黄尧的书法自成一体,幼年在打“童子功”基础时即临摹甲骨、钟鼎、汉碑和狂草,又吸收各家特点,融会变通,形成自己归朴返真的特点。早在青年时代,他曾经为文字中失去天然的稚拙而困惑,后来,灵机一动,何不“倒写”?于是提笔写字时,站在纸的对面,由此写出的字,另有一种摆脱所谓“成熟”之后的天真之态,称之为“出云书”。他在书法上推崇庄子的“庖丁解牛”之说,毛笔为刀,笔尖为刃,做到笔随神舞,游刃有余,“笔力不止,而神自走”,即到达庄子所说“官知止而神欲行”的境界,其妙无穷。

  出于对中国文字的热爱,黄尧又进一步创造了“文字画”。这决非是拿文字来做游戏,而是基于对中国文字特性的深刻认识。“我曾在这方面啃嚼,足足有十几年以上”。他曾写过四篇文章,论述“书画同源”的道理。汉字有象形的特点,他认为,象形的文字很美,“尤以‘象形’的‘文’美到可媲美最古的画,也是最新的画”,即包含了古老的拙朴和现代的抽象的基本元素。“文字画”以甲骨文和钟鼎文为基础,再从自然界日月星辰山水草木的现象去演化,奥妙无穷。看他的“文字画”,确实是以画入字,字中有画,妙趣横生,意味隽永,令人有别开生面、品味不尽之感。可贵的是,有感于中国文字在海外华人中日渐衰微,而日本却把中文变成了一种艺术(战败后的日本何以能在各方面迅速崛起,甚而超越我们,是他在南洋一再感慨的,并呼吁必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这隐隐地透露了他依然记着年轻时代投身抗战的心绪——笔者注),他毫无保留地一再介绍“文字画”的心得和入门途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进行尝试。“当年朋友好不努力,方块字的前途就将衰而真的要到被消灭的一天!”殷殷赤子之心,可鉴可敬。

  这是一位远离故国的文人和艺术家,对中国文化身体力行的思虑和实践。我们有责任,将黄尧先生的精神财富介绍回他的祖国,注入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长河之中,这是他天然的归宿,更希望由此激起一片晶莹美丽的浪花。

  (作者为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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