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凡倾听》9月2日、9月9日20:05新闻娱乐频道播出

　　李连杰，一代人心中的精武英雄，从《少林寺》开始一炮而红，一路打拼到好莱坞，他

演过英雄、大侠，也演过草寇。那么这位功夫之王是怎么炼成的？人到中年的他为何转向慈善事业？他和利智又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9月2日、9月9日晚20:05让我们一起来倾听李连杰的江湖世界。

    曹：你现在那个《功夫之王》拍得怎么样了？

　　李：快完了，还要，现在在做最后一场的打斗，我就，还有两个礼拜就收了。

　　曹：我听说那个时候成龙跟你15年前你们就想要合作，是伐？

　　李：对，那个时候应该是93、94的时候

　　曹：那怎么拖了那么长时间？

　　李：那时候我们俩都在香港一家公司做，我们俩在隔壁场，我在这个场他在那个场，我俩一起拍戏，他就有一个故事讲给我听，说我们不如就拍这个故事，我觉得挺好，但是当时的香港，就没做成，没做成因为很多原因啦，成本大啊，或者怎么样啦，考虑很多，因为有时候1加1不等于2，对不对，因为成本大了以后就收不回来了，就没做成，没做成到了2000年，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他又跟我吃饭的时候又在商量说，不如我们再拍一部，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就挺接近的了，剧本也付了钱了，电影公司也准备投资了，但是因为两个人的档期啊，各方面又没做成。

　　曹：我倒想你们俩要是打起来一定是非常的过瘾，那种感觉。

　　李：也不会，我想观众不要希望太大，不要抱太大希望，因为。

　　曹：我在想，你们俩打，袁和平应该没什么事了，你们俩可以设。

　　李：不不不。因为电影是根据我们俩不同的角色来打斗的，其实很难摆，这个位置，因为你好人坏人就可以打得你死我活，但是俩人都是好人就变成一种比武了，比武就到了一定程度就点到为止了。

　　曹：我听说摄影师鲍德熹，PETER鲍说你们俩打得特别特别快，摄影机有点差点跟不上那种感觉。

　　李：两个人是蛮，因为都有经验了嘛，其实都不错，我觉得很开心，我们合作变成好朋友，一起除了拍戏常常谈慈善的事情。

　　曹：对，你们俩都做慈善。你们俩都有高手，当然你们拍戏的时候互相回受伤吗？

　　李：应当，其实意外都有，但是我们基本上还可以，电影很难讲。

　　曹：但是观众来说蛮期待的，你们俩的这个戏。

　　李：对，全球观众蛮期待的，但是我一直拼命地在博客里强调说，不要太大希望，因为有时候希望的时候，过高的时候，你看到跟你的希望值不一样，就有些会失望。

　　曹：你觉得《投名状》怎么样？

　　李：《投名状》很特别的一部电影，它基本上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武侠电影或者动作电影，因为我们最近过去几年，几部大的电影，比如说《夜宴》啊，《无极》啊什么这些，还有包括《英雄》，都是满富丽堂皇的，比如说摄影啊，风格啊，包装啊，那这部是一个比较写实的，他很想追求真实的那个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痛苦的那种感觉，导演很有野心，很想去拍一部。

　　曹：陈可辛很有野心的一个导演

　　李：想拍一个另类的，有动作在里面的，但不是以动作为主的

　　曹：我听他说你跟徐静蕾拍感情戏让他挺头疼的

　　李：头痛

　　曹：徐静蕾说跟李连杰拍感情戏像拍武打戏，我记得过去那个徐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拍《东方不败》的时候拍一场感情激情戏的时候拍得也是头痛的不得了

　　李：拍完以后我都不知道是两个人在激情还是被强奸，被人强奸似的痛苦。

    曹：李连杰兄你好。

　　李：你好。

　　曹：我们知道你正在紧张的拍摄《功夫之王》，抽空到上海来只有两天，在两天参加了这个两件多和慈善有关的事情，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做了特奥的活动，一会你要做这个“壹基金”的这个慈善的赛车活动。我特别想知道你当时“壹基金”的想法是从何而来的？

　　李：其实我做慈善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本来在美国搞了一个基金会，就帮着一些青少年怎么样在这个，他们有些还不够犯罪的条件，因为我们国内可能说的是劳教所就是和他门去一些交往，帮他们怎么样面对生命，就是很多艺人做到一定的程度就很低调了，开始做一些慈善，在香港也开始做慈善，但是最大的一个转折可能是０４年海啸，因为这个全家人去度假。

　　曹：在马尔代夫。

　　李：对对。当时大家都听过很多故事了，其实最危险的是这个水在这里。其实更深的就是和死亡擦身而过。

　　曹：可以说那一刹那，两个脚是一个在阴一个在阳。可是，对人来说，你就可以闻到死亡的气息。

　　李：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佛教徒，对生命也去学习了很多感受，生命的价值。我以前也是很低调的，不太出来做宣传，可能也回绝了你很多次访问。那么，在那个时候以后我觉得反正生命都是这样的，你做什么事可能都有人不理解。这是很正常的。那么回来以后2005年的1月2日我记得在香港，我们有个筹款，为海啸筹款大会。在去之前的一个晚上，我想了一个晚上，我和太太商量我想做一个“壹基金”的概念。就是说人类，每个人每个月一元钱，其实我们是一家人。如果做好的话可以不要等到每一次灾难来了再呼吁。我在灾区的感觉就是其实做重要的就是头三天，而这最重要还是一种恐惧，外界知不知道你们在灾区？有没有人愿意帮助你们？这个其实给受灾的人其实有很大的精神作用。所以根据以往十几年来救灾的经验，就想出一个方法，我在那个时候就讲出来了，在香港。在后来的两年，去了很多地方，去了印度、美国、中东，都多地方都去采访。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事物。没有做过，会拍电影，完全知道电影制作。但是做慈善就像一个学生要学。包括学习中国的法律，中国的管理条理，怎么样做到一个公证的透明的，全民参与的，这么一个慈善的平台。所以最后就选择了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合作。因为觉得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它的公信力目前来讲还是头几名的。所以通过我想出这么一个计划，所以就叫李连杰“壹基金”计划，那么号召推广这个活动。那么正式启动几个月了，学到很多经验，也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

　　曹：那么在云南普洱地区的地震，你在最快的时间。。。。。

　　李：对，这就是我们的理念，虽然我们最重要的还不是自然灾害这一块。因为每一个自然你知道，包括水、电、公路、房子重建，这个可能国家的应急中心，很多都是要靠国家的力量，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人道主义帮助，所以说像地震这种先例，当我们知道了，第二天我们就可以马上通过红十字会，通过云南红十字会马上第二天就可以把粮食送到灾民的手上，这个速度非常快，包括，其实后来我们又做了一次山东的水灾，因为水灾全国的面比较大，我们那时侯也担心不知道，你帮了哪个城市其他城市会怎样想，因为比较复杂的，那我们就是跟红十字会的相关机构联络，就是应急办，就是你们认为哪里最需要帮忙，他们觉得的是山东没有准备，那我们就调动十万去买粮食马上在山东进行一个援助，那么将来如果基金发展大了，可能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曹：你们对于一些有心理疾患的病人也给予很大的关注。我觉得其实像水灾这样的一些项目，政府也有一些这样的应急措施。但其实在社会上我们现在有很多心理疾患的人。包括咱们圈内有很多人也是，小崔，都是有抑郁症的患者。所以你们对这方面的人群也特别关心。

　　李：这个其实我拍《霍元甲》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我真的是，很多人劝我说，你不要在媒体讲太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时候我们要很理性地讲出来。因为０３年我们有二十五万多人自杀。那么我后来就觉得很担心，我说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生活条件一天天地好转了，逐渐走向了温饱，解决了小康，看到整个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那么我就调了很多的案例去看，那就发现了原来我们心理疾病这个忧郁，年轻人面对生命的挑战，其实这一块是很重要的。那后来我，其实我们捐了一百万，但是我发现远远不够，所以我就把基金的宗旨就定位为心灵的关怀为主。那这一块目前我从政府了解就是中国有三千万的是中国目前疾病里的第二大疾病，造成死亡。就是有三千万的年轻人或者进入社会的白领对忧郁、狂躁或者自闭等等心理的疾病。那么这块就是挺难做的，它不像是我们的癌症、爱滋病等马上可以见到效果。它需要全民的一个长期的关注的一个课题。

　　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但是我知道其实做慈善工作并不是说像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我知道在海啸之后你在中东参加一个筹款会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针对这个慈善话题给你提供一些忠告。

　　李：对。因为他是负责联合国的全球的一些慈善组织，他自己也有基金，那我是请教，学习，如何搞好基金，其实是他在给我诉苦，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灾难发生的，特别是自然灾害，当我们通过媒体的大肆渲染以后，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很同情，所以就很多国家、企业、个人都举手认投了很多的捐款。但最后落实的时候，大家冷静下来，理性的时候可能不能兑现。就是兑现的比例不是很高。所以我就希望做一个在很理性的时候，在我们每天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我们不算每一个吧，就算我们目前的手机用户五亿，我的感受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手机，一个月发一个短信的能力一定有。我们能够在一年十二月的捐十二元钱的能力都有，怎么样我们把这些钱集中起来，能够更好地去发挥这个慈善的作用。因为我从了解到的感受就是，似乎我们以往的概念就是有钱人去做慈善，比如说李嘉诚先生，比尔·盖茨，或者福特基金这种大的财团。其实我觉得人人都可以，人人都可以做，只要我们有善良的心，在我们成长的时候，别人关怀过我们，我们就是有工作的时候。一个月一元钱，只要这个爱心能够互动起来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能量。它不仅仅是说具体的物质多少钱解决多少问题，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我很希望能够带动起一种文化来，就是说在我们物质世界非常发达的情况下，或者走向发达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民族的传统就是，积一点德行一点善，我们没有提到日行一善，我们月行一善从这里开始吧。那么每个人有这种公民的意识或者责任，

　　曹：中国古人讲勿以善小而不为。

　　李：哎对，就是说每个人参与，其实严格来讲，我们理性地严格来讲，上帝今天来，佛祖来，也改变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贫富，贫富都不能够马上改变的。那么既然我们的结构是如此，就代表我们每个人自己去奋斗，自己去改变自己更实际一些。

　　曹：那在整个这个操作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一些你完全没有想到的困难？你觉得要克服它也是很有大的难度？

　　李：其实，额……对于我，佛教那里学来的智慧，我觉得宇宙的结构、政治的结构、人与人之间的整个地球人的思维方法，政治、军事其实多少有一点点了解。最主要的是说，当我如果设立了一个目标，可能就有痛苦了。如果我的目标说，多长时间筹多少钱做多少事，这就比较难，可能就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会面对，但是我是尽心尽力的，希望做一个平台，我相信今天中国的百姓不是不愿意捐钱，是大家的疑问我所做的全部的社会调查，特别是上海市的，我们做了很多书面的，几百个书面的和网上调查，就是说这个钱的结果去到哪里了，有没有真的，我整天说变成方便面和一杯矿泉水，帮到有需要的人，还是中途的因为不透明使得大家不了解，那么做任何事情都有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在我的计划当中可以面对，我都是有勇气去面对的，我觉得主要建立一个平台，根据中国的法律，尽可能帮着政府红十字会筹到更多的款项。但是同时我反而严肃地要提出我们要监管红十字会的官僚体质的不透明等等，这样才能百姓有个放心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的运作起到全民参与的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有很多人不理解，网民质疑，会有很多，大家可能看一看网上，都会提出来。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我说你觉得我们骗您这十二元一年，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等两年，等三年，看看我们真正做了什么，所以我们基金我自己要求我们每三个月都要把帐目都要公布出来，而且我已经针对大家可能对我们国家的一级的财会部门都不放心的时候，我已经请到全球顶级的，比如说德勤，这样的会计师行去监管。那么有很多海外的企业都扎近来，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我只是梦想从中国开始，完了将来走向亚洲，走向世界。我走过全世界很多国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中国威胁，中国了不起，中国军事等各方面都很了不起。因为突然有一个邻居富裕起来，而且太富有的时候，邻居都有些担心、害怕。

　　曹：心里闹别扭。

　　李：不是。不知道如何跟你相处。那我就希望展示一种其实中国人是很热爱和平的，将来我就说，有一个十万人的城市就有中国餐馆，那么将来哪里有灾难的时候都希望发展得有一天可以看到中国有人去行善，在有需要人类帮助的地方去帮助他人。

　　曹：您刚才说了，自从你宣布“壹基金”的计划以后，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质疑，有很多的冷言冷语，冷嘲热讽，甚至有人会质疑说，李连杰你让人家捐款，你为什么去花这么多钱圈造你的豪宅？听到这样的一些议论，会觉得有点灰心吗？或者说有点委屈吗？

　　李：不会不会，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的教育程度不一样、文化水平不一样，当你推行一个新鲜事物的时候，大家的感觉、理解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的慈善事业，可能说是过去五年刚刚起步，我们的慈善事业的概念还没有一个成熟的阶段，所以我刚才重复的一些话就是不是某个用他的财富就可以改变整个人类的发展状况，贫富等等，其实就在于我们做些什么，因为每一个基金的理念不一样，世界上有几千种不同的基金，针对不同的宗旨，这个基金就是我们的概念的就是说我李连杰出钱，中国十三亿人的贫富就可以解决了，我明天可以倾家荡产，但是现实不是如此，我们要很理性地来做一个平台，我一直在说，这个平台不是李连杰活着的时候要用，即使李连杰走了，一百年后我们大家都走了，希望有一个人，中国有一个传承，这种爱的传承可以一直下去，我们志在于一个参与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每个月，你都可以想像一下，我关心了他人，这个感觉带动起这个，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在各个大学里我说，我们北京已经有十二所大学，一千两百多学生，将来在全国推广，就是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我都会很顾及，希望在他们成长的时候都有这种理念，就是说，我关心社会，我愿意付出，一点点，起码我的心意，就是这种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一个企业拿出几十万，几百万，我说很容易，但是我们现在接到四十万个手机的短信，

　　曹：意义不一样

　　李：意义完全不一样。我们要知道，不在于结果，是我们愿不愿意帮助他人，这种感觉。其实能够带动起一种整个社会我们说，如果一个社会要和谐，是要全民都要参与的。国家要有国家的义务，企业呀，国企呀，合资或者外商，我劝了很多的“500强”的机构，我说你们在中国赚钱，中国老百姓喜爱你们的产品，你有多少义务要回馈中国老百姓，那这个理念他们都很接受，所以你看可能明年在未来都会有很多大的“500强”的企业参加到“壹基金”的计划里面来，我可以简单地跟你说几个，比如说，迪斯尼，NBA的球队，将来可能都愿意加入我们的这个概念里面来，因为大家……如果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企业和成熟的企业，都会知道自己各自的义务，对待社会对待人类的义务，其实它是这样一个理念下的一个平台。

　　曹：我知道你是63年生的人，我们俩同庚，都是属兔子哦，

　　李：真的啊？

　　曹：我们俩同年。是不是你会觉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岁数，对人生、对生命、对死亡、对爱、对微笑这样的一种人生的命题这个想法和过去是不太相同。

　　李：其实我真正的转折应当是在我36岁的时候，97年的时候，其实从小人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世界上，虽然那个年代我们国家是以国家为重，从小报国，为国争光等等。但是面对内心里的现实还是要赚钱，养家糊口，或者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要做出一点成就来，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在这个阶段一直冲刺到36岁，当你自己生活的基本温饱解决了，或者说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保障的时候，你开始接触社会的层面也不同了。可能有些朋友是百亿富翁，千亿富翁，各种社会的政治人物都接触到一些，你会发现就开始思考生命了，到底多少钱叫够，因为我看到一些70来岁的人，真的上千亿的身价，但是他们觉得不够的话似乎还是挺痛苦的，就是为了再扩大公司的国际化，把财产交给哪个儿女等等，为公司的扩张，而且还是在挺着急和痛苦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才觉得可能是一个量的区别，普通人在为几万元、钱几十万元钱在着急，可能有人在为几百万、几千万着急，所以如果我们走进生命结束的时候，还是不肯放下，还没明白生命真正的意义的时候，可能要再思考一下，到底是不是要白走这一回，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了解生命，反思，那么那个时候，曾经有段时间我想放弃一些事业，专门去修行，去了解生命，从小拍少林寺，走过很多寺庙，对佛教就有很多的缘分，那么那个时候当然也开始学佛教，后来很多的成就者就告诉我，你还是要在世俗里继续学习，生命不一定要出家，也不一定要放掉工作再去修行，其实整个生命的过程就是修行，那我觉得学到了很多很好的知识，特别是在现在有一些人可能对宗教还不了解，就是说觉得就是出家，就是厌世或者逃避，其实这时候可能有一些个别的人选择了一种方法，希望自己了解了以后再回来渡众生，或者分享爱，但是我是一边做一边学的，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更重要的，因为大家这么喜欢我，给了我一个无形的资产，怎么样好好的回馈社会，这个是对我目前过去的10年所认定的一个方向。

　　曹：你觉得从小到大，到多大岁数开始对钱有一个具体的概念？

　　李：从11岁，从11岁我就开始有工龄，那时候工龄只有5元钱，那个时候补助，因为那个时候到16岁才学徒嘛，16岁才可以定工资，之前就是补助，因为家里头从小比较困难，母亲单亲就抚养五个兄弟姐妹，就40几元钱，所以不容易，从小就想争光，赚点钱养家糊口，所以从小就很清晰这个意识，赚钱的意识，可能现在讲起来大家都无所谓了，可能11岁开始走遍了很多国家，开始去美国，中国香港，一直到16岁走了四十多个国家，就看到很多，那个时候普遍的中国百姓还没看到的世界，所以在那个意识里面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就一定坏过那个，我们那个时候讲，北冰洋就一个汽水，只有一个雪糕，只有一个五分钱的三分钱的一毛钱的，你看到几十种的时候，为什么几十种的会坏过一种呢？因为你告诉我资本主义一定会坏过社会主义，但是因为你看到的很多东西并不完全在11岁或者13岁的孩子里认同说这个是坏的那个是好的。

　　曹：那个时候你在体校可以赚多少钱？

　　李：我的工资跳得很快，因为我那个时候快到76年四人帮粉碎了，开始有奖励了，拿了个金牌就可以跳一级工资，那我就13岁就拿了几块金牌，就跳到，就跨过了16元学徒，19元，26元一下子到了43元，我第二次，我16岁的时候就一口气在全运会上拿了5块，那一级工资就，拿一块金牌就跳一级工资，一下就跳到了88元，16岁

　　曹：那时候相当于教授的工资了吧？

　　李：教授，高级工程师或者我们说8级工，就到顶了，不能再涨了

　　曹：我父亲就是高级工程师，他就算赚得很多，110元钱

　　李：这算是很多了，70年代88元就到顶了

　　曹：那个时候小时候出国去比赛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新奇，我看到你的有一个老师说你到国外比赛，看到团长那有一个苹果，为啥你没有就开始叫了。

　　李：对，小时候就是挺好奇的，因为去看到了世界，是大人告诉我的，这个叫好，这个叫不好，但我看到了以后不敢讲，但是内心里觉得说，为什么不好，因为大人在开会的时候说，都说这个是不好的，资本主义，但是大人议论的时候都很羡慕那个生活环境，很物质的充足，那使你相信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大人，因为连你们表面和背后都是两个心态，我为什么要相信你，所以从小就有一种独立的思考，就开始觉得说，到底生活是怎么样，这个资本家剥削得老百姓水深火热，我并没有看见水深火热，似乎那个老百姓好像还有基本的，你知道，每小时、每个礼拜的保证什么的。就看到很多东西，所以就开始思考了。当然思考只是不能讲了，因为你讲了第二次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几十年，就是那几年学了，就是思考了很多东西。

　　曹：我听说那时候你挺有意思的。我看了一个故事，说你那个时候去美国比赛，尼克松来看你们的表演。然后说“哎，李连杰你以后可以做我的保镖”。你说“不，我得保护整个中国人民”。

　　李：恩对

　　曹：那时候其实心里边想的东西还挺大，尽管年龄还很小。

　　李：我想，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真的教育。我们已经出国之前，那个时候比较早期了，74年。因为出去之前已经有半年的训练，大部分已经知道所有的外交辞令，问到政治问题我们不方便回答。台湾是否独立、西藏是否独立，这些政治问题我们要表达立场。但有些东西牵涉到国家的情报，机密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天气好吗？哎运动好吗？”就是这样，改变一些政治的……真的从小就训练一些政治的（观念）

　　曹：有当外交家的潜质。

　　李：所以这是基辛格说的。所以他一问我说“你保卫我吧”，那我说当然我要保卫十亿中国人民，不会保卫你一个人。

　　曹：哈哈哈哈哈

　　李：所以其实这个话并不见得说是真实我想的，但是是在那个年代我训练出来的直接反应。那么这个直接反应使得当时尼克松总统就愣了一愣，他想不到，不像这个孩子说的话嘛，不可能是这个思维嘛。那基辛格就打一个圆场，说“哎你长大可以作外交家了嘛”。所以最近美国一些政界的朋友，大家还常拿这个开玩笑。“哎你课差不多了”，我说“是啊”。因为我从小长期去美国，就是这样走来走去。对于两个大的国家。我记得当时尼克松说了一句话，到我最近看回这个录像带，我还觉得很有意义。他说中国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很伟大的民族，美国也是。如果这两个大的国家可以彼此沟通、彼此理解，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那个三十年前的话，三十多年前的话，到今天你听出来，仍然是很有道理。就说如果两个国家我们能够共同理解，对整个人类的和平是能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的。

　　曹：那《少林寺》当年在这个整个华人地区都轰动一时的，当时你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得了多少片酬？

　　李：当时其实就是基本工资不变。那么就是每个人都补助一元钱。

　　曹：就一元钱？

　　李：一个人就一元钱。不管是群众演员、次角、主角，所有的人都平等的一元钱。

　　曹：是不是那“壹基金”就从那一元钱过来的？当年你给我一元钱，所以我用那一元钱做好事。

　　李：对。所以其实这个也有一个缘分。我觉得“一”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的理念是说，其实你真的宏观去看整个人类，如果你从地球上，这是外太空，如果有个生物过来问，说“怎么称呼你们？”我们能解释的第一个单词就是人类。只有这个镜头往里再推一推，才说“亚洲”，亚洲的中国，中国的上海，上海的黄浦区，哪个区。就是说一定要往里问。所以第一个人类，其实生活在地球上，我觉得就像一家人似的。以前，可能三十年前，还分得比较开。但是现在你看，当我们有灾难的时候，这个即便你不理它，五年十年，人类都是，比如说禽流感……SARS……爱滋病也是从非洲开始的。你说这个非洲不关我事，但是时间长了它就传染到这儿来，都是大家的事。这是牵扯到整个人类共存。你说这个温暖，不是，是温室效应，这个是全球的事情。所以每个人生活在地球上都有自己的义务。我是比较喜欢宏观地看事情。可能从小跑惯了嘛，那我就自己比较宏观地看世界。我也希望就说中国，不仅仅说，你现在在全世界每一个大小商店里头都看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制造。但是我就觉得说不仅仅这一点，我们其实在物质以外的文明方面，其实应当有一个……这是“壹基金”的理念，希望架一个平台，展现中国人的爱好和平爱好和谐，爱好……就展现这种温暖给世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曹：那我们知道你现在把自己的所有的身价全部交给太太，那如果你要做慈善事业的话，从太太那还能够把钱拿回来吗？

　　李：对于慈善她从来不犹豫的。第一我“壹基金”为什么我们，这可能也比较好，我是听了国内的明星，他们有一个几百人的一个俱乐部，他们给我的一个建议，我采取了这个建议，我觉得很好。大家就说做善事我们义不容辞，但是不要公布数字。因为一公布数字就会变成一个竞赛，一旦变成一个竞赛，媒体就很容易抓到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你片酬多少你捐这么少，你片酬多少你捐这么少……就做善事就变成还要被人质疑，还要被人剁。很多人都觉得说我捐多少，你连一元钱都没捐！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在我们这个慈善事业起步的阶段是挺重要的。所以就我们大家九百九，九百九，每个人一年九百九。你超过九百九我们也不公布。就是因为不希望变成一个竞赛。只是我呼吁所有的公众人物，你现在体育界、文艺界，我们有三百多人，所有的名人，大部分都开始加入进来。我相信很多东西我还没有请到可能，将来一定要亲自去请更多的人。就说大家，我们都有义务回馈社会，也希望大家媒体跟进，也希望监督，也希望百姓一起来做。那么我肯定是出的时间最多的，金钱最多的，但我不方便讲，因为我不希望有一个比赛。对很多艺员，比如说新进的这个上海的好男儿，一比，人家捐几万，你才捐几百或者几十，这不好。因为这个是在一个心意不在多少，人人参与才是最重要的理念。那么你像我们前前后后，在这个之前，我之前的事我可以讲了，家里的前前后后也捐了一千多万给西北地区的学校、医院、寺庙等等，那么红十字会我们也捐了一百万，这都是成立之前我就可以讲。之后，我们陆续所有的启动费、筹办费，除了太太、朋友，很多人都在幕后默默地不出名地支持，就会长久地会支持。

　　曹：其实现在，你和利智，你们夫妇俩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楷模，就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包括共同为“壹基金”、为慈善事业做贡献。我知道当年你们俩相恋的时间特别长，十年之后才决定结婚，为什么会跨越这么长的时间？

　　李：其实，因为可能年轻的时候在一起比较不成熟，比较冲动，很容易在那个急风暴雨的时候会有很多承诺，海誓山盟等等这些的。但是如果稍微成熟一点，你会思考说，其实人生是挺长的，需要一个过程大家彼此去了解，那么我当时一个承诺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恋爱的感觉可以十年不变，那么我们再去结婚。这是一个挺牢固的就是，很理性的情况下做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恋爱了十年以后，仍然保持如此地相爱，所以我们才决定那个年，说好了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九号去结婚。

　　曹：是你们恋爱的时候就想好的在那天结婚？

　　李：是我想好的。

　　曹：你想好的?那是不是当时也是因为自己有另外婚约在身，觉得是不方便？有这个原因吗？

　　李：没有没有。其实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失败主要的可能是我不成熟，太早出名

　　曹：年轻不懂爱情

　　李：不是，太早出名了以后就也不懂得这个方面，就挺冲动的，其实是挺冲动的一件事情。那么觉得反正人都要结婚要嫁人，那就不成熟。将来就会有……对吧，就会有错误。其实就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

　　曹：我们都知道利智是个大美人，也是上海女孩子。外界总是说上海女孩子比较聪明，还很精明。结婚这么多年，怎么体会？

　　李：我觉得，其实不止上海女孩子聪明，上海男人也很聪明。真的真的真的。你看上海很多的，很多的认识一些朋友都是上海的。那个时候过到香港的一些成功人士，包毅钢。我记得早期的时候我发表一些感受，其实你认识一个聪明的女孩子，就像上了一所大学，在里头学到很多知识，真的。我以前可能是北方人，比较大大咧咧，比较粗线条，那学会了如何面对自己、接受挑战、接受困难，那么，对，大家舆论上都听到我会一切都给太太，一切都付出什么的，其实，你想想我也不是很傻吧。其实另外一面，任何都是双方的付出。在我很多人生坎坷的时候，都是她在幕后，默默地支持我。我曾经在其他访问中讲过，她曾经说过，你如果什么都失败了，我养你一辈子。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她的经济条件个方面都好过我。而且就是挺有头脑的一个上海人，从接触商场做生意，各方面都挺好。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之所以什么都，我觉得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李连杰，也就一定有旁边的（利智），我们是一个整体。其实两个人最后能融合成一个主体，一个家，我觉得这个是双方的付出。

　　曹：你觉得夫妻之间相处，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就是无私地付出。因为每个人就是我一个人付出一点点，大家都从试探开始，付出一点点一点点，如果对方没有响应，你就会有所保留是不是？比如说你可以为我付出我也可以为你付出，大家彼此都能为对方付出自己的一切，乃至全部，我常常说得很高调，说我可以付出爱，可以付出生命，其实对方只是比较低调不愿意出现在任何的公共场所，那对对方何尝不是为了可以付出生命，一定是已经可以做了的。

　　曹：你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追太太追得辛苦吗？据说你有一次等了好几个小时？

　　李：对。那是比较浪漫的事情，因为……也不是特别地，怎么讲辛苦不辛苦，对于一个追求者来讲，你不觉得辛苦吧，是吧，你就去追求。那么很浪漫，因为有一次，那个是有一次记者问我，什么是最浪漫的，我说最浪漫我记得她回家的路去出去工作，有一段时间回到香港，我知道她下了飞机我觉得她一定会走那条路，我就跑到那条路去等，结果等了七个小时，他们已经从另外一条路走了，因为那个时候对香港还不熟悉。

　　曹：我觉得你们俩真是挺有意思的，夫妇俩共同为一个目标为一个事业去奋斗，而且我觉得利智也非常不容易，我大概十几年前见过她，很多年我都没有在公共场合见过她，她能够为你的事业放弃自己的事业，在家里相夫教子，有两个很好的孩子，是不是觉得这辈子跟太太在一起是一种像前生修来的感觉。

　　李：有。因为这是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就你一见着就很安全、很熟悉。我常常有时候在说，可能我母亲或者我姐姐们、哥们不知道我想什么，她都知道我想什么，她知道我需要什么。所以这种是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经验，知道见着某个人，觉得很熟悉，或者很有安全感。其实男人不愿意说，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安全感的。

　　曹：男人其实是很脆弱的。

　　李：没有安全感的，为了表面上的面子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对事业的压力，对竞争我们害怕什么。其实人性，都是有很多面的。那我一直说母亲是大地，女性是大地，男性是天空。天空比较开阔，可能大的像。但是大地是很厉害呀，因为你种什么它就种什么，真的！母亲是无悔无怨的，付出付出。对不对？我觉得她付出了很多，放弃了那个时候最颠峰的事业，一切都放得很……作我背后的女人，付出一切……我觉得……而且也很低调，不愿意……默默地在后面做。而且任何的你看的这十六、七年的风风雨雨，所有娱乐圈的或者我们娱乐记者的娱乐新闻的，负面的，她从来不愿意澄清，从来不愿意说任何东西。

　　曹：那你现在选择在上海定居，是不是也是因为太太的原故？

　　李：是啊。太太喜欢上海。其实我们回来很早，只不过比较低调没人知道。其实我们……我跟你说第一次回来就是当时……第一个她在离开演艺圈了。因为我不希望太太，就如果真的拍拖的话不希望太太在演艺圈。那么那个时候正好赶上我们总设计师吧，邓爷爷的那个时候南巡讲话，九一年、九二年的时候讲话，就说国家继续开放继续改革。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机会了她说，那不如我最熟悉的上海，我回上海。就回到上海来了。

　　曹：那是很早的事儿了。

　　李：所以，大家议论说，哎呦你这个地，盖了房子，几亿什么的，其实哪有的事。就是你用今天，对吧，十五、六年以后的东西来看这个价值的话，你和十六、七年的时候，可能那些地方，整个浦东很多地方都是一个农地的那个世界来比是两个概念的。

　　曹：所以你们只能说李连杰眼光还不错，喜欢上海。

　　李：其实这个都是说我的什么投资地产啦，我的眼光……其实都是有点……我们哪有这样的眼光。其实太太上海人喜欢上海，习惯，在这里长大的。而且我们从小虽然在海外漂流，在全球漂流，但是她听到谁说中国不好，她就跟人玩命，跟人吵。

　　曹：跟人急是吧？

　　李：跟人急。因为你知道，在外面看的一些电台比较多，有一些中国台湾的。有一些中国台湾的也有蓝的、绿的，特别是一些绿的，绿营，一些讲到中国台湾，讲到什么问题，总之有损国家的事的时候，在家里，她就会忿忿不平了就。最使她愤怒的就是谁要说中国不好。

　　曹：因为我接触过几次利智，我发现她其实属于在南方女孩子当中有一点北方性格的这样的人。

　　李：因为可能她母亲是山东人吧，这样的一个关系。

　　曹：我们再回到你的这个演艺事业。就我们说这个《少林寺》让大家认识了李连杰，当时万人空巷。可是后来到香港之后，你完成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篇幅，那就是黄飞鸿的系列。是不是也是因为遇到了徐克这样的知音？

　　李：对，当然。这是每一个阶段，有很多重要的小说的关键人物。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感恩的一篇，五个感恩的内容，当然我已经阐述了我自己的观点。那么转折其实就是《少林寺》，那个时候自己对电影开始很热衷了，但是自己又属于单位的，单位又不给你去拍电影。那么（情况）就变得……八年的时间在中国，只拍了四部电影。比我后出道的很多人，都已经拍了二十、三十部了，你想想香港的产量是非常大的。那么后出道的都已经二十、三十部了，自己好像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就是青春有限嘛，你这个东西老没机会去做，就是那个时候是挺大的一个冲击的。这些我以前有讲过。其实从小还背着一个责任，就是武术。怎么样通过电影去推广到亚运会、奥运会。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九零年北京亚运会有武术了，就很高兴。觉得下一步，我就要去再推广到世界，希望将来有一天奥运可以有武术。就是自己一个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责任，就像你学那个职业，一定要为那个职业做一点事情这样的感觉。九零年在香港有一个转折，就是八十年代下半期比较有一个低谷。

　　曹：有个瓶颈。

　　李：对，有个瓶颈，有个低谷。那个人生也学到很多东西。那么九零年就有黄飞鸿这一系列，包括自己后来组建了自己的公司，拍《方世玉》、《太极拳》、《中南海保镖》、《精武英雄》，就是走向九十年代另外一个高峰。

　　曹：你刚去香港的时候，适应吗那种环境？

　　李：其实小的时候就去过很多次，每年都有去表演路过。因为以前我们都没有直航，所有去任何国家都是要通过香港转机走，那么年年都有去。那工作起来，一开始的电影也是跟香港，不过是左派的工作，跟大陆还不相差太远。其实跟右派，你在外头资本主义市场的时候就很清晰的。其实我整天说，它最重要的一个游戏规则你要了解。你一定要有一个证据，赚钱给老板，你就有生存的空间。因为一个在我们国内长大的孩子，对于那些个文化呀，香港的文化、生活习惯很多都不了解。要慢慢适应，挺大的挑战的。要从那里建立自己的事业，是一个单枪匹马的人是挺难做的。但是我整天开玩笑，如何把数据拿出来，数据过硬的话，喜欢你的人不喜欢你的人都要请你去合作。

　　曹:那当时你去香港以后,其实发生过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就是你的一位经纪人死于非命,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于你个人来说心理上打击大不大?

　　李:其实那是一个香港电影非常蓬勃的年代,因为突然黄飞鸿我拍了,后来拍了东方不败,就把古装的浪潮就带起来了,那个时候整个东南亚基本上是谁有几个顶级明星谁就根本不用拍戏,马上赚钱,所以有个笑话,大家江湖上的笑话,就是打劫银行,抢银行,还要有机会跟警察抢。街上开战,抢演员开战都不用,有一个合约就值几百万,这样的一个游戏,不是我个人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当时的一个风气,比较混乱,因为太容易赚钱了,那个时候一年可能是几百部的电影都在生产的阶段,你看它后期的时候,到现在为止没有这些事情,因为电影不蓬勃不发展,大家都转别的行业了，其实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特殊的年代背后有很多故事,当然有些东西方便讲,有些东西不方便讲,不是一个人,很多,一问,几个当年的演员,刘德华,我的好朋友,周润发,周星驰,其实这些人当时背后都有一些故事。

　　曹：所以当时也是因为利益驱使，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讲等于是把演员作为一个赚钱的筹码，一个棋子儿，是不是有点这样的概念？当这种关系不协调以后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故事或者悲剧发生。

　　李:其实很简单，就是“利”字当头，大家为了赚钱，而且大环境也有关系，大环境就是９７快到了，香港要移交给大陆了，大家对移交以后的收入并没有安全感，所以就等于末代，就是快接近结束了，大故事的结局。

　　曹：赶快捞一票。

　　李:赶快，大家都拉一把，因为结束，将来怎么样，不知道，所以大家又整个的大趋势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大家就想赚快钱，拿哪个行业钱赚的快就快一点拉，其实是这么一个环境。

　　曹：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你开始转到好莱坞发展，你刚去的时候觉得顺利吗？你那个时候在亚洲已经很有名了，可是去好莱坞还要让你试镜，那你习惯吗？

　　李：习惯。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很成熟了，可能认识太太这个“大学”教育了很多年之后，已经很成熟了。很成熟了以后，实我很客观的知道，不管你多红，你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喜欢香港电影的人知道你是谁，真正的社会是不了解的。你要很知道……北方人说你要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你要知道，但是你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就正确地面对自己，去挑战自己。那么所以我觉得面对试镜，你倒过来一想，你就明白了，如果现在有一个印度大腕，在印度红遍天下，中国人没听过，咱够不够胆给他请过来，到中国来一个主演的华语电影，春节档？不敢。因为我们不熟悉他，是不是他来了我们也要试试他？你简单的中国话讲几句，你试试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葛优有一个化学作用？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游戏的话，你就觉得很正常的，我们也是这么对别人，别人怎么会不这样对我们？关键是我们如何把握每一个机会，挑战自己。我从来都说，外面没有敌人，不管社会多么复杂，真正的敌人和对手就是自己。有没有放下你自己，有没有每一天都当学生一样的面对生命？就每天都当学生，就是当学习工，什么心态，你每天就做什么心态。

　　曹：你刚才说到学生心态，我就想起，据说你当时拍戏的时候和梅尔.吉普森有一场戏,你真的像小学生一样,跟背书一样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可人家把词儿变了。

　　李:对，一定的。你知道你像我们这种说句真的不好听或者不斯文的话，我们都是老油条了。你在电影圈弄了二十多年，多少年，我常常看见新人走进来，梦想和我们这些老油条拍戏，他们都很紧张的。背对白，你看他们眼神都知道，在摄影机面前那种感觉。但我们会很随便的，反正这么回事。那同样，他们也无所谓的。而且最主要是对语言，如果没有语言的话我们也无所谓，做得了，做不了不做。语言是你不熟悉的，所以你以为你讲出的那个英文是背得很清楚的。但是就等于说“你好吗”？“吃饭了吗”？就等于我们中国人听成这样的东西。但是他觉得说“你吃饭了吗”是对的，单词是对的，但是声音不对，或者语气不对。或者说“你好吗”，“你吃饭了吗”，“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呀？”你说这个字是没错的，但是声音，感受并不是从心里讲出来的。所以就闹了很多笑话。

　　曹：你觉得去好莱坞在那受歧视吗？

　　李：受歧视是很正常的，如果你自己认为你被受歧视就更正常了，因为连很多土生土长的亚裔人在美国都觉得受歧视，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你不被歧视，就你看看，很多出色的华人在美国，仍然做到大公司的CEO，大财团，如果你能证明到你的数据出来的话，你能为这个企业，这个财团，这个电影赚到大钱的话，没有人会歧视金钱。你说是吗？怎么会歧视你金钱？就算我不喜欢你也要重视你。我就试过大电影公司，我不是讲过吗？好玩的就是人家大公司的老板，我求人家，人家不理我，后来人家求我跪在我面前，再过多少年，他又变了，就像股票一样，赚钱了你就是英雄，跌下来了你就换人。就是这么很现实的。就是市场经济是比较现实的，看你的能力，看你的素质，其实我觉得，越来越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歧视问题越来越少，就是看本事。看谁有本事生存下来，我觉得很正常。

　　曹：你觉得你去好莱坞这么闯荡一番，你觉得成功吗？

　　李：我不觉得成功和失败是什么定义，因为在每个人心目中可能都有怎么样叫成功，怎么样叫失败，我不这么看，我觉得生命就是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我学到很多知识，很多的经验，那么你也可以看整体，因为这一批中国人，从90年代下旬到现在，在美国市场转了一下，你可以看到中国今天的电影市场，我们以前拍一部电影可能500万美金是顶级的中国人的制作，包括香港，包括澳门，包括台湾，中国人制作的电影，四、五千万港币是顶级的。那你现在看对今天中国电影的娱乐界，一亿、两亿、三亿的制作成本，多多少少都看到全球的资金。关注中国的电影市场，关注全球市场，其实对整个工业来讲，我觉得这批人从这个宏观上来看还做了一些事情，那么你也知道，真正的成功中国人是很难不在母语的环境里面做到AA级，AA级是很难做到的。你能做到A级或者B、B+已经是很不错很不错了，很不容易了。因为你们的语言实在不能够被人完全理解，我们是靠动作、身体、演技等整体的拉回上我们的弱势。

　　曹：所以我觉得你有一件事情我还是挺钦佩的。你当时拍了《狼犬丹尼》，因为有一些暴力的镜头，所以你在自己的博客上让爸爸妈妈注意不要带小孩子去看，所以当时FOX公司都是跟你急了是吗？

　　李：对。这个不是，其实那是2000年，那是我拍《龙之吻》，因为我们一般拍的动作电影，美国不是有限制级嘛，就是17岁以上的，17以下的，13岁以下的，13岁等等。或者大人一定要带着孩子去看等。那我当时也和母亲他们孩子，母亲一定会问我，我就说这个是限制级，虽然你可以带他，但是这个17岁以下千万不要独立看这个电影。我只是觉得为人父母就要做到这个责任。所以引起电影公司极力反对，就是你自己砸自己锅卖自己铁，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我说。我就是讲实话。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几种话，一种是官方话，一种是比较诚实的，一种是极诚实的。就是每个人的性格问题，有时候讲一些实话出来，这就我真实的想法。可能一开始不被人接受，就包括我推掉一些很美国的电影，其中包括《骇客帝国》等，都不大接受，但是这么多年下来，什么通过暴力电影去阐述非暴力的主题等等，这些思想，慢慢慢慢美国人就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需要一个时间去了解的。所以后来你看他们看你在另外一个位置上。其实又要在商业市场上迎合那些数字，就是数据。但是又要坚持自己做人的理念，有自己的风格，这个其实才是很重要的。可能这也是后来被评为几个唯一的“最强的”中国人，25个吧。包括希拉里，一个女性希拉里，一个男性，亚洲人就是我。

　　曹：你那个时候拍完《霍元甲》的时候说有关武术的电影就要告一个段落，你觉得拍了那么多的武侠的片子，一定对武术，武侠这个概念有一个自己的认识。觉得中国武术的一个最高的境界是什么？

　　李：就是我一路以来回答的，人家一般的就来问你，技术方面最高的武功是什么？最好的武器是什么？在美国答了很多次，最好的武器或者最好的武功，我说就是微笑。那么最高的境界就是爱。如果你微笑，你爱，哪里还有敌人？这是我个人对武术的理解的一个最高的境界。我那个说最后的一个武术的电影，真的我就放弃了。后来一路都在讲，现在我选择拍电影的感觉，都是当一个工作，因为我必须有这个工作才能够把慈善事业保持在一个公众媒体的暴光率很高的情况下。

　　曹：所以你现在拍戏实际上是为了“壹基金”了。

　　李：如果“壹基金”有一天能够成长到它独立的一个品牌，独立地可以正常地运作，很成熟了，我说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婴儿，当他一天走向少年，青年，到他独立的时候，电影随时都可以不拍。

　　曹：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李连杰心中的江湖应该怎么去定义？

　　李：其实这个《东方不败》的时候就有了嘛，就是有人就有江湖。一定的。因为人类不是一个人，超过一个以外的任何物质和人类，你都要理解，多种文化多种语言，多种饮食习惯，不要把自己的理念强加给别人。外国人加给中国人，中国人不舒服的；中国人加给外国人，外国人也不舒服。其实人性上任何制度也好，包括生活习惯也好，我们不能强加给别人，我们只能够分享。所以我也很认同分享生命，分享一家人的感受，或者说，为什么喜欢“一”呢？其实大家认同“一”的时候就没有对立面了。

　　曹：天下一家。

　　李：“一”就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了。我自己把自己看得每天都是学生，每天都在学习。

　　曹：好的。谢谢李连杰先生。

　　李：谢谢。

    曹：我还有个疑问，我一直觉得挺遗憾的就是你没有答应李安导演拍那个《卧虎藏龙》。你当时是为什么？因为和太太有约定是吗？

　　李：对。其实《卧虎》97年的时候李安导演就找我了，我们在探讨怎么拍，包括我们跟他说有两个建议，动作导演找谁，袁和平导演，包括最好的制作人在中国，是谁啊。探讨了两年以后正好那么不巧，我在那年要结婚。太太要生孩子。所以我说我已经答应一年，生孩子就一年都不能做，要陪着家里头。

　　曹：你会觉得遗憾吗？

　　李：不遗憾。生命中有很多事情都很重要，就等于说你做了这个就不能做那个，做了那个就不能那个，最主要是问心无愧地付出就可以了。

　　曹：你后来自己看了《卧虎藏龙》了吗？

　　李：有，非常好，非常出色。

　　曹：你看的时候会和我们的感觉不一样吗？如果周润发那个角色我来演的话，你会想像怎么去演？

　　李：不会，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一个人对生命有了解的话，就不会是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是那样，就不会是那样，如果是那样，我就不是这样。这就是人类的痛苦。如果我想股票在那个时候我就抛了就好了。在低的时候我就抄一下就好了。当时上海的房地产我如果趁低买就好了，我别那么早卖，现在卖就好了。这就是人类生活在自己设定的目标里面。达到了就不满足，期望更高，如果没达到就会后悔。我没跟这个人，我跟那个人就好了。这等等的选择，包括工作的选择。其实生命有人有欲望就会有痛苦。如果没有欲望，只有付出就会很开心地面对生活。

　　曹：而这次《投名状》你和刘德华是第一次合作吧？

　　李：对。第一次。

　　曹：我觉得他，我跟他接触他内心也有一种很善良的东西，很柔软的东西。你们俩应该特别谈得来。

　　李：我们通过这部电影真的成了好朋友，他也是非常主动地帮助“壹基金”，主动参与，又做歌。很抱歉，他让我唱，我说我真的不行。我能唱，做善事我一定做，我从小就五音不全，我怎么唱？我真的不会唱。结果他自己做下来，自己唱。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的事。如果认同，大家这个事就大家做。为什么用李连杰这个概念？其实你看我早期的动作电影，我自己做监制我都不挂我自己名字的。但是它目前就是说……

　　曹：它需要。

　　李：因为我们筹款给中国红十字会，只能在大陆地区筹款。不能够团结海外的华人和国际友人，所以就变得要用个人的名义去做。

　　曹：对。希望我们做电视的，做主持人的能为“壹基金”做出贡献。

　　李：没有，其实你这这么出色的主持人，而且上海我们的调查是非常详细的，捐款欲望，和整个教育程度是非常高的。是很想“壹基金”将来在更多方面得到你们电台，更多广泛的支持。

　　曹：谢谢，谢谢

　　李：真的，这是大家的事情。本来我特别想说其实这次我自己最早的心愿写的就是我的“壹基金”。说这个就是名字……

　　曹：更亲切。

　　李：更亲切。其实我一直想这么做，但是太多的原因，暂时做不到。

　　曹：谢谢

　　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