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

　　我是第一高手
　　
　　

他发起了举世瞩目的《我的长征》电视行动
　　
　　我在这个队伍中是宣传队，我在这个队伍中是播种机，
　　
　　历时250天的艰难行走6100公里的坎坷经历
　　
　　他们脚上起这么大的泡，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泡。
　　
　　70年前的长征往事尘封于山野的历史碎片
　　
　　我每见到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和目击者，对我心灵都是一次养育，
　　
　　崔永元走进《面对面》实话实说《我的长征》背后的感动和怀念
　　
　　人物介绍：
　　
　　崔永元，1963年出生，1981年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96年主持《实话实说》节目，2006年策划实施《我的长征》电视行动。
　　
　　2007年1月5日，由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发起的《我的长征》大型电视活动的行程全部结束。队员们用了250天提前4个月走完了原定的长征线路，由于这次活动从头到尾都有电视节目参与报道，整个活动吸引了数亿观众的目光。作为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崔永元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对象，提前结束的长征活动到底是为什么？艰辛的路途又给队员和他带来了怎样的感动和改变？幕后又有那些珍藏的故事没有被讲述出来。
　　
　　记者:提前四个月为什么？是偷懒了呢？还是计划改变？
　　
　　崔永元,就是说明我们能力强，我本来预计最快的结果是十个月，最慢的我预计十三个月，没想到后来我们走得飞快，原来的测量是七千多公里，但是我们走下来是六千多公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呢，是因为，比如我们翻一座山的时候，当地党史办告诉我们红军就是翻过了这座山，那么这山你有两种方式来翻，一种是按照山上的盘山公路翻过去，这是一种，一种是顺着这个山直接翻过去，我们通常的选择的是这样的方式翻过去，因为这样更艰苦一点，但是这样距离就短了
　　
　　记者：回来以后会适应吗
　　
　　崔永元：刚开始有点不适应，我早就意识到可能会不适应。现在我的队员都处在失常的状态他们背着包，有的跑到山上去了，有的跑到沟里去了，有的在家里还接着睡睡袋，有的生病了，有的嚎啕大哭。我觉得现在状态都不太好，我真的希望他们尽快地调整过来。
　　
　　《我的长征》队员在8个月的时间里走过了9个省份，共行程6100多公里。
　　
　　崔永元：很多当年红军走的路，现在已经不是路了。我们在江西翻五岭逶迤腾细浪,翻其中一岭的时候用了三个向导，就是每个向导只知道三分之一的路，多年没走过了。我们用了三个向导才翻过这座山。里面全是原始森林，竹叶青蛇，把我们摔得乱七八糟，那一座山摔坏了两台摄像机。我们的行军速度是每小时五点五公里，最快的时候是每小时七点五公里，行军速度就是这样走。每一个小时休息五到十分钟，每天都是这样走。
　　
　　记者：但是如果说八个月算下来六千一百公里，这个速度并不是很快。
　　
　　崔永元：对，不是很快。
　　
　　记者：为什么当初没有把标准定得高一点？
　　
　　崔永元：当初我想，就我挑的这些人，能有四个人走下来就阿弥陀佛了。我甚至在第一个月，我们在瑞金走的时候我看他们脚上起的大泡，寸步难行。最严重的每个小时连一公里都走不到，就等于是挪了，拿着拐杖，一点一点的挪了。我当时就觉得完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我放了一个风，我说长征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年走不下来，明年还可以走。明年走不下来，后面还可以走，子子孙孙走下去。我觉得其实给自己找借口，因为知道这个项目有可能要流产了。
　　
　　作为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崔永元经历了各个艰难的时刻，事实上路途中队员受伤这样的遭遇还没有把队伍击垮，最难的是《我的长征》面临资金的短缺，因为这次活动是采用制作和播出分离的运作方式，中央电视台负责播出，整个活动的经费要靠组委会自己筹措，而《我的长征》开始之初，并没有人看好这个项目，因为缺钱，工作人员曾有3个月没有领到工资。
　　
　　记者：后来的状况有改变吗？
　　
　　崔永元：特别好，后来特别好，我觉得越往后越好，我最感动的是像大益普洱茶，像爱国者，像这样的企业对我们也是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给了巨大的支持，没有他们，就真做不下来。
　　
　　记者：当初五千多人来报名是你想到的吗？
　　
　　崔永元：没有，我们当时是相机行事，我们在网上发了这么一个征兵令，征兵令就是大家都可以来报名，我觉得能有一百个人报，两百个人报，可能就不错了，这开玩笑呢，这可不是一个一夜成名的机会。这是个一年成名的机会，一年用玩命来成名的机会
　　
　　记者：大家冲什么来呢？冲小崔的魅力？
　　
　　崔永元：面试那三天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我没想到有这么多有理想的人，他们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年龄最大的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来报名。
　　
　　记者:到底有多少人是冲着“长征”这两个字来的？
　　
　　崔永元：应该说也就一半人吧。
　　
　　记者：但是虽然都叫长征，两次隔七十年，听起来很刺激。实质上完全是两码事，你觉得有可比性吗？
　　
　　崔永元：没可比性。所以你看我叫得非常清楚：“我的长征”，“我的长征”呢就是，王志的长征，崔永元的长征,就是非常个性化的，就是每一个人的长征，你在这个团队里走，但是你可能得到的这个东西，跟其他的队友不一样，
　　
　　记者:造那么大声势，动员那么多人一起走，好象就不是你的初衷了。
　　
　　崔永元：其实我有很多种选择方式，我都选优秀共产党员，最次的是优秀共青团员，我可以都选人民警察，或者都选解放军，最好是特种兵,我选这样的部队，那他在路上，无论是行走的技能技巧，包括他们团队合作能力，我相信应该是一流的。因为有人都替训练好了。我总觉得意义不大，既然我们叫我的长征，想让它个性化，最好能把整个国家、国民的状态体现出来，这话听着有点大，但是我选的时候确实是什么样的人都在选。包括比如说选的这里面有几个我不喜欢的，有几个明显有弱点的都放进来了。为什么？我们是想看到他在长征路上的变化，我们想看到他的长征。
　　
　　记者：但是你所选择的这些队员，心态也好，体质也好，在当今社会中间有普遍性吗？有典型意义吗？
　　
　　崔永元：有普遍性。你可以看看他们的体检表，城市人爱得的病他们也爱得，脂肪肝，高血糖，这些问题都存在。我总说它是当代中国社会人群的一个缩影。
　　
　　2006年5月1日，经过层层筛选的26名队员上路了，从他们迈出长征第一步那天起，各种赞美和怀疑一直没有停息过，很多人无法相信這26名普通人参与的长征能够成为有历史意义的“红色经典”。因为崔永元个人曾经患有忧郁症，甚至有人认为《我的长征》就是一次怀有企图的个人行为。
　　
　　记者：正是因为你个人最初的东西带来一个最大的质疑？几千万的预算在做这样的一个的游戏，来帮小崔治疗失眠。
　　
　　崔永元：我失眠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自己职称没评上，房子不够大，车不够好。我从来没有为这样的事失眠过，我失眠的时候是我晚上看电视，看我的同仁做的一些疯狂娱乐的一些电视，让我感觉到这种浅薄，不负责任。在这样一个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中国人用这样一些特质，想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我觉得很难。我是因为这个睡不着觉，所以我想呢，我能改变其中一些人什么呢，我是一个做媒体的人，做电视的人，我觉得如果他们参加我们的节目，能对历史有兴趣，愿意独立思考，可能就功德无量。
　　
　　伴随着社会上的种种偏见，崔永元带着自己美好的愿望和26名队员走在了红一方面军曾经走过的路上，尽管这些队员有着不同的职业，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验，但是崔永元希望他们能经受这次考验，他希望队员们在长征路上来认识这段70年前的历史。
　　
　　崔永元：这是历史的特点，要有贯穿感。那么因为过去极左的那套东西，弄得很多人现在反感这段历史，因为知道这段历史在过去的描述里，假的东西太多，所以现在大家排斥它，我觉得负责任的态度是我们搞清楚它，想办法，想尽办法去搞清楚它。
　　
　　记者：那通过这次长征，能改变什么呢？
　　
　　崔永元：他们起码对这一段历史有兴趣了，我们有一个大学生叫陆昶全，他是在福建的宁化出发的。出发的时候，宁化的人就问他，你知不知道过去的长征从宁化走？他说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当地人说你们为什么不知道，就是因为从我们这儿出去的红军基本上都牺牲了，这个很打动他。所以到了湖南湘江的时候，因为在湘江那个地方，我们红军死了五万人，宁化籍的红军战士在那，大部分都牺牲了。所以他们就买了白酒在那个地方祭奠，当时陆昶全就流眼泪了，那个场面很打动我，真的很感动我。我当时想，他这就是对历史亲近的感觉，亲近历史的感觉，我们可能再让陆昶全上到研究生，他都不一定能找到这样的感觉。他学历再高，他知识再多，不一定能找到这种感觉。我在一路上看到了很多他们的泪水，这个泪水极其宝贵。这是对历史流下的泪水。
　　
　　记者：你自己呢，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
　　
　　崔永元：我是觉得真的，我们这一代人，四十多岁人，基本上是在社会上干事的人，所以就是说，这个社会有责任，应该这拨人来承担责任，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挺不乐观的。比如我沿途看到的纪念馆，很多纪念馆的照片摆得是错的。位置是不对的。我认为比如是摆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党和军队领导人的照片，那一定要按照当年真实的情况摆，对不对？还有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的原因的就让我们把真的历史事实给忽略了。我在夹金山底下看一个纪念馆，里面有一个“陈云出川”这么一段，就是在长征路上，他到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当时护送他的有两个人，一个叫席懋昭，一个叫陈梁，陈梁后来叛变了所以我们历史上描述都是一个人护送。那么这次我才搞清楚，是两个人。在这个路上，有很多大溶洞，坑里面，这里面有十几个被害的红军，这里面有八个被害的红军，不知道是谁，在夹金山下面，红四方面军，百丈关大战以后，又要翻夹金山，一千个伤员，那时候没办法带他们过雪山，所以把这一千人全放在了雪山脚下。当时陈昌浩、李先念他们翻夹金山走的时候，嚎啕大哭，就因为把自己战友扔那儿了。
　　
　　记者：这些细节，很多我们都是第一次听到，很真实很震撼，今天小崔在说，我们听到了，两年以后，一年以后，甚至可能更短的时间内，又能怎么样呢？也许大家就忘了，能改变什么？
　　
　　崔永元：得有人不断地说，得有人把它当个事，甚至得有人把它当个事业，比如说媒体就应该总说这个，这是一个公共电视台的责任。
　　
　　记者：那你觉得这次行动对民族的作用是什么？
　　
　　崔永元：我个人的理念，通常是能影响几个影响几个，当然影响更多更好，你高质量地影响了一个人，也算你没白干。
　　
　　公益活动是《我的长征》的一个重要内容，组委会专门成立了“大益爱心基金”，由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负责帮助沿途困难的群众，这个看似善良和美好的计划在实施中却遭到了一些网友的质疑。
　　
　　记者：有人质疑，这一次《我的长征》这几个月下来，公益到底是做了包装呢，还是做的实事，拿事实说话？
　　
　　崔永元：我们慈善做了25种，光种类就做了25种，然后体会到了无穷的乐趣，甚至我说，很多人不做慈善是因为没人宣传他们，因为他做了好事默默无闻，别人不都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特别热衷于跟我们做好事呢？因为你这周做了好事，下周我在中央台就给你播出来了，因为这个有些人也愿意做慈善，我觉得这是对的，这是非常对的。
　　
　　记者：功利呀，太功利了。
　　
　　崔永元：这个功利很好，这是做好事的功利，是吧。那么功利有一万种的时候，你就让他选这种功利，可以，我觉得这个向善也需要鼓励，只要能鼓励出善来，我们就去做，
　　
　　记者：到底做了什么呢？
　　
　　崔永元：我们盖了二十所学校，这是跟中国青基会做的，用了“大益爱心基金”，我们放了一百三十场电影，露天电影，放电影的那场面太让人难忘，最多的一场有3000多人，你知道老人怎么说，他们说三十年前看过，你知道孩子怎么说？听说过电影，第一次看，最受欢迎的电影是《太行山上》，国产大片，抗日的，看电影的时候，当我们部队冲锋进攻的时候，全场呐喊，这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场面，然后我们帮助了二百三十多个小学，然后我们慰问了300多位老红军，采访了他们，给他们发了羽绒服，发了水壶，发了暖手炉，给每人都发了慰问品，我们修了八座无名烈士墓，因为有名的都有人修，要么当地政府修，要么后代修，无名的，有的都年久失修了，我们全把它修好了，其中最难修的一座在亚克夏雪山上，它是海拔四千七百米，那是非常困难的，就把那些水泥、石头运上去，花了很大很大的力气，高山反应非常严重，我们把那个红军烈士墓修好了，修得非常好。我们路上走到两个地方，正好碰到泥石流，老百姓的房子什么的都冲塌了，我们赶紧去把大米、油啊、被子送给他，给他们把桥修好，哪怕鼓励鼓励，鼓励他们两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遇到了骑警，就是草原上的警察，他们是抓盗牛贼的，他们十几个人管了八千多平方公里，骑着马，哪报警就去，我跟他们在一起待了两天，也感触挺深，黑呀，那些人晒的，在草地上，他们出去巡逻，一出去就是半个月，晚上睡觉的时候背靠背，有病的时候忍着，忍不了去医院，那个队长叫尕尔玛，我问他的时候，他还没去过医院呢，他说最多忍二十多天就不疼了，他就这么过来的，那么我们能做什么事呢？他们特别爱他们的马，我们就把我们的一顶大帐篷捐给他们了。那个帐篷特别大，他们可以十几个人都住进去，马也住进去，还够呢，捐给他们一顶大帐篷，然后捐给他们一些小帐篷，这样他们再出去巡逻的时候，就可以两个人带一个帐篷，两个人都不用风餐露宿了，就可以在帐篷里面住，但是你听听这些慈善举动，哪些需要深思熟虑。3
　　
　　记者：听起来杂乱无章啊。
　　
　　崔永元：就是杂乱无章，就是举手之劳，就是沿路走，看到谁需要帮助就帮助他一下。
　　
　　记者：心态呢？
　　
　　崔永元：做慈善的人都需要调整，慢慢的调整，因为做慈善容易得到仰视，所以你就很容易俯视，觉得你像个救世主，你确实帮助了他，这不假，但是其实你得到的更多，比如我说的那种心灵的净化，这哪是用钱可以买来的呢？对吧。
　　
　　路途中这些看似只是举手之劳的公益活动给沿途当地有困难的群众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些公益活动不仅在感动着当地的老百姓，老百姓的热心也在感动着《我的长征》队员。
　　
　　在《我的长征》活动开始之初，崔永元还打算动员社会上有知名度的演艺人士来参与，他希望让这些知名的公众人物给沿途的群众带来更大的欢乐，很多观众也在期待着看到长征路途中各种明星的演出，但是随着行军线路的延长，崔永元改变了自己当初的想法。
　　
　　记者：后来为什么没有实现呢？
　　
　　崔永元：我发现根本不需要，我也是著名的演艺界人士，他们根本都不认识我，真的，那个地方的贫穷出乎我们的想象，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演出没有什么意义，演出就要花钱，就要发生差旅费、劳务费、灯光、音响，我们用这个钱干点像模像样的事，干点好事，走到你的老家，走到湖南那边的时候，我们真的开始心痛了，小孩不知道足球是什么，那时候正踢世界杯呢，他没听说过足球，我们踢一脚，踢到牛粪里，回来用水洗，他每踢一脚都洗。那个时候就很辛酸。
　　
　　在长征的路途中，崔永元和队员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当地群众生活的现状，一次次的感动也在改变着崔永元做公益的态度。
　　
　　崔永元：做公益的时候，我就想，我说其实我们特呼唤社会的公平，做慈善活动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改变了我过去的一个想法，我总觉得做慈善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我们才有几个钱啊，挣工资的人，应该是李嘉诚、霍英东他们做的。那么我走了一圈我发现，其实真的，每个人都可以做慈善，而且真的做慈善花不了那么多钱。
　　
　　记者：怎么理解？
　　
　　崔永元：你可能只有几百块钱，你可能只有一千块钱，你就让这个学校翻天覆地了，他们用好的黑板，好的课桌椅，五颜六色的粉笔，玩具，甚至他们喜欢的一些书籍全配齐了。
　　
　　除了帮助沿途的困难群众，崔永元针对当地教育面临的困境，他决定以自己的名义成立一个基金，专门培训乡村教师。
　　
　　崔永元：回来以后我就和中国红十字会联系，我有一整套的想法，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合理不合理，但是我特别想尝试一下，这个基金就要叫乡村教师培训，我觉得放假的时候，他们可以来参加这个培训，不放假可以让志愿者把他们从岗位上替代下来，要让他们住好的宾馆，要让他们每天洗热水澡，要让他们换衬衫，吃好吃的饭菜，然后做火车，坐飞机、坐出租车，看电影，看话剧，看歌剧、看芭蕾舞，看展览，看最新的科技展，到爱国者这样的公司去参观。
　　
　　记者：然后呢？
　　
　　崔永元：然后他们脑子非常丰富就回去了，因为在农村里，老师在给孩子讲课的时候说，飞机是一个更便捷的一个交通工具，孩子们问老师，乘客坐在哪儿，他说在坐翅膀里面，你相信这样的老师能教好学生吗？所以我的这个乡村教师的慈善目的，是让这些教师眼界开阔起来，精神贵族起来，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岗位去教那些孩子，这个是我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走在长征路上的理想情怀
　　
　　我在把我很多的理念想办法传递给我的这些队员
　　
　　回到现实遭遇批评和质疑
　　
　　我没有宽阔的胸怀，就是你可以谩骂我。我会对你说住嘴，
　　
　　他的梦想是否可以照进实现
　　
　　我现在开始着手收集各个阶段的历史素材，我指的是口述历史，
　　
　　在《我的长征》行走过程中，许多队员经历了一生中从未经历的困难和劳累，但是崔永元对队员们的表现一直表示不满意，他在行军中多次对队员们说：如果让日本的队员或者韩国的队员来走，一定会走得比现在的这些队员好，这样的话随时在刺激着队员们。
　　
　　记者：你说这话的意思是光刺激呢？还是另有深意？
　　
　　崔永元：其实我很着急，我给他讲我在日本的地铁上，看到一个人喝得醉醺醺，前面的人都不躲，我觉得这些人真给他面子，酒气醺天之很难闻的，我们无论如何要让开他，对不对？恨不得薅他脖领子给他拽到站台上。但是那些人都不躲，就是给一个醉汉面子，过了一会儿，“哇”他吐了，吐的前面那个人身上都是，然后我就看这个情况怎么处理，结果那个人把手绢掏出来，他先给这个喝醉的人擦，我们很难做到，真的，这些东西其实挺刺激我的，因为我看的越多，我越觉得心里难受，我是觉得为什么。我们的足球队踢不过他们，我们生产的产品不如他们好，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国民的素质整体要比人家低，所以我们才什么都不行，所以我觉得应该从提高国民素质，从这个角度，从这儿开始抓起，我着急这个事情。
　　
　　记者：这不是你多虑了。
　　
　　崔永元：不归我管这个事，真的，真的不归我管，但是我总是一看到就想起来，因为确实老有这样的经历，你怎么办？我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每当我出国的时候，我不管到一个什么国家，我那个护照都被人家三番两次的检查，怀疑的目光，我很不舒服，我觉得我这样的经历不是我一个人有，很多人都有，对吧。为什么大家不在意呢？我们就愿意在人家眼里低人一等。
　　
　　记者：很多人在意可能不说。
　　
　　崔永元：我觉得可以不说，因为他说，他说也没有地方说，但是我觉得媒体的人必须说，你嘴大，对吧，你在《小崔说事》里一说，你在《面对面》里一说，就有很多人知道，我们总要探讨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政府开始整治，说我们的人出去国外旅游太丢人嘛，不能这个，不能那个，要做培训，要做整治，我看了看那些毛病，全是在国内养成的，他们在国内旅游、生活、工作全是这么个状态，你让他拿上一本护照，穿上西服一出国，就变成谦谦君子了，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觉得很无聊，为什么要对出国的人进行培训呢？他在这个国家就可以随便，我觉得应该在这儿就规范他。4
　　
　　记者：那你这些参加长征的队员，他理解崔老师的心思吗？理解你这番苦心吗？
　　
　　崔永元：不是特理解，真的不是特别理解。有一天我跟一个孩子聊天，他就觉得为什么这些人对我们这么苛刻呢，天天在网上说我们，我说因为你是公众人物了，因为你占有了公共资源，我说你看你脚受伤了，中央台给你播了八分钟，整个医生给你治脚的过程都播出去了，你们家乡建一个大桥，30秒，中央台都不播。你看你占有了多少社会资源，你们享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就得来回报，你就得做好事，就得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这就是大家对公众人物的理解，我们一谈谈三个小时，大家在一起交流，听得触目惊心。
　　
　　记者：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作用呢？
　　
　　崔永元：我在这个队伍中是宣传队，我在这个队伍中是播种机，我在把我很多的理念想办法传递给我的这些队员，所以长征路走完了以后，我坚定了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最缺乏的是国民教育，这是最缺乏的。
　　
　　记者：指什么？
　　
　　崔永元：你是中国的公民的时候，你享有什么权利，你享有什么义务，你应该做什么，什么不能做，其实就是给幼儿园孩子讲的那些东西，但是我们真的没有这么一个教育，没有，我们很空泛，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一上课，我上学的时候，第一堂课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这个，等我上大学的时候，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小便请往前站，反了我觉得。
　　
　　记者：那每天都在讲爱国，很多东西提醒我们爱国。
　　
　　崔永元：爱国是爱什么，其实包括爱国家的脸面，每个公民做事都那么不得体，这个国家就没有脸面。有一次我在迪斯尼看到一个特别胖的美国人，穿着一个大裤衩，那裤衩上是美国国旗，我就觉得这些人，哪个国家年轻人都这个德行，把国旗都弄到裤衩上，到晚上了，要结束了。这个时候，他们在降旗，奏国歌，他马上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捂着自己的胸口，表情非常严肃，那个瞬间很让我感动，我说你看这就是国民教育的成功，就是无论你处在什么地方，迪斯尼，无论你是在什么状态，旅游，当国歌响起来的时候，你要表现出你的敬畏之心，尊敬之心，你不信，我今天说完了，你看看咱们的这个比赛，比如咱们重大比赛之前，有奏国歌，你看看我们的观众，坐着的都有，不起来的都有，接手机的也有。交头接耳的也有，干什么的都有。包括我们在长征路上的一些争论，比如该不该排成队，见到无名烈士墓的时候，应不应该鞠躬，这些争论我认为都是不应该出现的，为什么？我觉得这是这个国家的仪式，这个仪式不能少，表示我们的尊重，敬仰，是必不可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仪式，我们可能就是仪式感的东西太少的，形式感的东西太多了。
　　
　　我的长征从2006年5月1日开始到2007年1月7日结束，整个行程一直受到全国观众和各种媒体的关注，仅平面媒体关于这次活动报道的文章就有7000多篇，人们通过这些文章和电视节目及时地了解了路途中《我的长征》队员的表现，很多观众对这次活动给予肯定的同时，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少批评的声音。
　　
　　记这：你在意吗？
　　
　　崔永元：我非常在意。正面的负面都有，我非常在意，其实正面的里面也不一定每一个说的都好，比如那些纯粹是无病呻吟的那种正面，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负面里面有谩骂的，那我是从不接受，我没有宽阔的胸怀，你可以谩骂我。我会对你说住嘴，没有人给你这个权利，法律也不给你这种权利。
　　
　　记者：有道理吗？你会客观的去分析吗？
　　
　　崔永元：一点道理都没有。
　　
　　记者：比如我们从网上摘了几段。拿“长征”一词轻易来标榜自己，感觉羞辱了许多人的情感，良知，信念。
　　
　　崔永元：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这个队伍在行军的时候，最长的时候，大概落了三公里，就是红旗和最后一个队员差的有三公里。我作为一个队伍的指挥，我看着都心里很苍凉，觉得不舒服，这哪像队伍，我觉得我们排成一个队，才叫团队，他们觉得我们心里在一起就叫团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要看我们离着三公里，但是我们心是连在一起的，我是希望你们的外形就能让我看出你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觉得一直走到最后，这个问题也还是没有解决。
　　
　　记者：还有大家觉得，跟当年红军没有办法比，但是走这支队伍的人呢，感觉怎么看，怎么都摆脱不了旅游的这种感觉？
　　
　　崔永元：我们最长的距离是一天走了五十四公里。当我们分水陆两路行军的时候，我们的队伍一天走了八十七公里。当我们飞夺泸定桥的时候，我们十八小时五十一分钟，尖刀班的八个人，走了一百零一公里，谁在这旅游？当他们最后到了泸定桥的时候，我请他们吃饭，到楼上吃饭，二楼，那个台阶大概七级还是八级，所有人都上不去了他们都搬着自己的腿往上上台阶。我觉得没有人旅游把自己旅成这个状态。
　　
　　记者：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有人有这种心态，我相信你应该看得到的，但是你能容忍这样的心态吗？
　　
　　崔永元：能容忍。因为他们身上长虱子了，他们被臭虫咬了。他们脚上起了大泡，脚上起这么大的泡，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泡。白白的，拿针管往外抽，一晚上抽两百多个针管，这叫什么旅游？如果这位网友还说这个是旅游，那我们也就认了，那我们希望中国人都用这种方式旅游，这个民族马上就变。5
　　
　　网络上有人评价：“我的长征”全部是用公费，进红色景点还不用买票。而旅游团需要游客自己负担一切费用，全程走完可能要花费几万元。因此相比之下，“我的长征”是有“利”可图的。旅游团的游客只能够自己拍照或者录影留念，完了还只能拿给自己或者亲朋看。“我的长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队员们全部成了举国皆知的名人。因此“我的长征”是有“名”可图的。这是一次幸运者的长征，而且名利双收。
　　
　　记这：你们是名利双收了。
　　
　　崔永元：这不很正常吗？这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付出这么大的努力，出了名，那肯定比一夜成名要好。
　　
　　记者：您个人有经济方面的追求吗？在这件事情上？
　　
　　崔永元：我的长征，这也是我为中央电视台做的节目吧，他应该给我工资，而且如果台里觉得很成功，应该还给我奖金，其他方面的荣誉我也不会拒绝的，而且我认为很应该，我现在正在等着呢。平时我也看长征这方面的书，但是印象就不那么深，这次一边走一边沿路看，然后再读书就觉得特别明确，然后记得也清楚，脑子里想法也多，所以说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整个全程大概我走了七百公里吧。
　　
　　记者：你为什么不身体力行跟着一起走呢？那该多好。
　　
　　崔永元：我走不下来，就是量力而行嘛，我的最高纪录还是二十公里，就是我只能走二十公里，我二十公里以后腿都抬不起来。
　　
　　崔永元曾是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的主持人，他诙谐幽默的主持风格让他成为观众喜欢的公众人物，就在他的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2002年，他突然离开了让他成名的《实话实说》栏目，喜欢他的观众因为他的离去而为他惋惜，他们认为崔永元离开《实话实说》是不务正业。
　　
　　记者：那很多人认识你是从《实话实说》开始，虽然你后来干了很多的事，但是观众，很多观众都说了，还是最喜欢《实话实说》时候的你。
　　
　　崔永元：那时候年轻、漂亮，脑子灵，肯定更招人喜欢，人到中年以后看不惯的多，磨磨叨叨闲言碎语的，也真的是挺招人讨厌的，但是人可能就是有这么个过程，
　　
　　记者：那下一步，你有什么计划？
　　
　　崔永元：我现在开始着手收集各个阶段的历史素材。我指的是口述历史，我希望在能找到的各个时段见证、参与过历史的一些人物，我都能和他们面对面的交流，比穿名牌衣服，开好车、吃好饭，受到别人的夸赞，得到什么莫名其妙的荣誉都重要，真的特别重要。
　　
　　记者：你怎么给自己定位呢？一个优秀的主持人还是一个？
　　
　　崔永元：我是一个电视行业里可以独立思考的，优秀的知识分子，而且在电视行业里这样的人不多，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记者：但是在很多人的眼里，你还是最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你仍然很有市场。
　　
　　崔永元：谈话节目没有问题，我是第一高手，没有问题，让我操纵一个现场几百人，上千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紧张感，我能在第一时间听到对方的意思是什么，我能用最精炼的语言把它概括出来，我想都不想开两个玩笑就可以让满场大笑，那东西没什么用，那东西可以扔了它，联欢会的时候拿上来使使就行了，所以我必须得找冷门，我现在觉得最冷门的就是这些口述历史，口述历史者的抢救，及时抢救，这是最冷门的了。
　　
　　记者：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崔永元：目的就是等我女儿长大的时候，她想了解这段历史，我就说你到资料馆去翻，所有的影像都有，你听听当事人怎么说，我女儿看完了特别受感染，觉得非常棒，她就问谁做的，我就告诉她是你爸爸做的，你爸爸当时掏钱自己做的，总得有人干这个事，我们不能什么都没有。